中国自从庚子以后，变法国强，事事都要跟着外国人学，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更觉得长短学外国人不成，可是经济学问，未必能学得着人家的外相，先打从扑灭伦常，放弃道德上动手，讲的是自在，谈的是平等，风潮所激，日甚一日，近年以来，穿的非西拆不敷夸耀于人，住的非洋房不敷组织家庭，代步必需汽车，寒暄必需舞场，父母视若路人，夫妻随时离异，都说那是欧化，其实也未必尽然。
即如戏剧一端，旧有各戏，情节中有忠孝节义者，皆认为不合潮水，艺术中有谨守前贤成法者，则斥为食古不化，今日出来一位大王，编新戏，明日创造一位伟人，谈改进，以致旧者不旧，新者不新，形成今日皮黄界之怪现象。
本年某老板到外国往唱戏，一般人的抱负，认为他那些好手匠人做的别致背景，与那些名人编的典雅脚本，必能邀碧眼虬髯者之一顾，而得其好评，谁想到事竟大谬否则。
梅兰芳在美国表演《刺虎》
外国人士，把他苦心孤诣，自命绝无仅有的那些高明戏剧，不加重视，反把那陈旧不胜，行将回于裁减的王宝钏，大捧特捧，可见外国人，仍讲伦常，仍重道德，王宝钏受了十八年的苦，某老板能把他介绍到外国往，为人所敬重，总算是天道有知，不负他的苦心。
按那王宝钏的事迹，不见经传，也不知出在什么小平话上，吾国旧戏，梆子合二黄里，都常演出，一时有“薛八出”之称，大约是赐球，彩楼，击掌，探窑，跑坡，赶三关，银空山，回龙阁，能否那八出，可不敢说必然。光绪末年，孙菊仙、墨素云，在上海石路中，开云仙茶园，贴出“素穷贱素富贵”，就是全本王宝钏，不知是那位高明先生起的那个名字，后来南北时髦，都改名“红鬃烈马”了。
罗百岁、杨小朵、杨月楼、王瑶卿、刘赶三之《大登殿》
近来内中添出别窑一出，虽是外江派，可是场子排得还不坏，算粮一出，是梆子班的戏，昔时溜溜旦杨娃子，可算是并世无双，吴彩霞在上海天蟾舞台时，由秦腔谱成二黄，自认造魔，从此皮黄有算粮，竟然时髦于今日，厥功不在小处。
今日女子多尚虚荣，更怕受苦，一位宰相的令媛，那里会肯嫁一位花郎，就是嫁花郎，妄想他的人物，也肯定拿出钱来，盖所洋房，来部汽车，再拨上几十万，存到银行，况且老泰山，是当朝宰相，女婿弄个大官，还不随便吗，十担干柴，八斗老米，死守十八年，不会到法庭吿他一个放弃吗？
可见古时候人，心眼都太诚恳了，不单中国人对那王宝钏，家喻户晓，传诵他的美德，就是介绍到外国往，也都附和他的为人，不外薛平贵到了外国，另有新欢，那小我虽生在唐朝，能开风气之先，倒时髦得狠，做了皇帝，竟然尚认糟糠，那又是前人胜今人了，由如许看来，可见中国旧道德，为外人所崇敬，中国老戏剧，也很为外人所附和，寄语国人，没必要好新喜异，也没必要舍我固有，往对外人而加以揣摹迎合了。
（《戏剧旬刊》1935年第1期）
附：《写在外国人独赏王宝钏之后》
过宜
久不见老友冯君小隐佳做，上期在本刊获读其《外国人独赏王宝钏》一文，推崇旧剧，实具密意，与余素愿，有不约而合若符契者，不觉雒诵再三，但我亦有一点定见，姑且附缀于此篇之后，写鄙人面。
薛平贵确实是不见经传一位人物，打开一部二十史，竟没有一个与他尊讳不异的人。惟是历来借外国军力，来夺中华全国者，丧地辱国，无过于后晋高祖 （石敬塘）。再薛平贵是大唐的马前先行，石敬塘也是在后唐为官。或薛平贵就是暗射石敬塘，亦未可知，不外石郎是明宗（李嗣源）的驸马都尉，固然向辽邦称臣称子，却未曾招赘在外国，亦没有王允那么一个老丈人，至于王宝钏，更无从稽考矣，记得畴前在乡下 （潮州），看见当地的白字班，唱一出石平贵回窑，不让他姓薛而喊他姓石，末算在我忆测之中，平添一重证据，却也大可附会了。
梅兰芳、杨宝森之《武家坡》
如今没必要管戏里的薛平贵，能否即史上的石敬塘，总之那两位皇帝，人格都够低的，底子谈不到那出戏里的价値来，我们国人，自《彩楼》到《登殿》，那出都能够学着唱，迷着听，因为里面有很多好腔，能够怡情悦性，而皮黄旧戏，意识浅陋，夫人皆知，正没必要以“情节”及“观点”来胶柱鼓瑟，至于把他介绍到外国往，几要存一些“正大的目标”同“精湛的目光”，况那种易代大事，更不克不及于史传毫无根据，随意挠一小我就算派他做中国皇帝，使外人见之，实认为中国曾出那么一个借着外人势来欺辱本国寡廉鲜耻的皇帝，岂不腾笑盟国，石敬塘虽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但他还不是中国人。然已千载之下，受尽辱骂，而薛平贵则明明说他是中国人，所以更觉得可鄙了。
《彩楼》一剧，尤足引起外人误会，认为中国古代确有此种习尚，更是笑话，吾意国人固有之美德，正宜藉戏剧，向外死力鼓吹，至其弱点，何妨掩躲，今此所谓弱点，又属中国自古所无，乃传布尽心尽力，不亦能够已乎，国剧获在海外为人瞩目，固吾所深喜，特不肯以类似《王宝钏》之戏，与外人相见周旋耳。
《王宝钏》之在外国受人赏识，昌大之功，不能不回之梅兰芳，但此为不测收获，或非其始料所及，故我于梅，亦无苛责，独怪常识中人，译外国剧本，排外国戏剧，亦一味王宝钏是从，急风骤雨，有若疯狂，则不免难免好笑，不知中国英雄美人，正如恒河数沙，其间可歌可抽泣之事，亦复何限，都不知取择，独致全力于一为劣等人说法之“王宝钏”，是何专心，窃所未解，具常识学业者且然，其下于此者，又何足深云，噫，吾欲无言。
（《戏剧旬刊》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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