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阳县志，明，清，时期的人物？
黄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宁阳县蒋集添福庄人，出身于耕读之家、书香门第。祖父黄尚璨，字绣琳：“喜读书，为文典雅有体裁。乾隆初应童科，郡试第一，旋入庠，补增广生，有名黉序。时泰安名儒于瑄方假馆南泉精舍，聚徒讲授，尚璨负籍往从之游。
覃精三载，悉传其学……中年遽卒，士论惜之”
[①]；父亲黄宗皋，字翘元，天资英敏，学业优秀，府县考试名列前茅，因系家中唯一男丁，为生计放弃科举，力耕持家，并亲自督促二子学业，常以明朝忠臣杨继盛名言教育晚辈：“我让人，毋使人让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黄恩彤5岁跟其兄恩澍入塾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誉。15岁县试第一，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成进士，从此走上仕途。 一、施政有方的官场能吏 1826年，26岁的黄恩彤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六品）。他潜心律学，迅速表现出过人才干，刑部尚书陈若霖对其非常器重。当时有户部伪照、银库截饷、邪匪传教三大疑案久拖未决，牵连数百人。黄恩彤被指派审理这三个案件。他出手不凡，“搜抉弊端，指擒首恶，穷治党与，次第论如法。其株连无辜悉纵遣之，一时翕然称平允”
[②]，令人刮目相看。接着被选充提牢，掌管刑部监狱；又改任专司修订颁行法律的律例馆提调，十余年间查办了大量疑案。其间曾一度出任热河都统理刑司员，清廉自守，执法严明，“却翁牛特蒙古公贿，黜其爵”[③]；“佐理三载，蒙民悦服。代归，送者络绎过广仁岭，谢遣始去”；还多次随朝臣阁老赴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俯察民情，惩治污吏，政声斐然。累迁刑部郎中（五品）。 科举选人历来被朝廷视为头等大事，乡试主考官多由朝廷信赖的翰林、内阁学士担任。黄恩彤因学养深厚，却得破例膺此重任。1839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④]，首次参与科考事务；次年（1840），即被委任为广西乡试正考官，因选才得人，颇受朝野称赞。随后外放江南盐巡道（四品）。当时江淮一带盐政松弛，走私猖獗，枭匪充斥。黄恩彤精心治理江面，“严覈水程，遴委干员，于出江过境盐船不时抽查，起获商私数十万斛[⑤]，禀请严办”，使江南盐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因政绩突出，不到一年即被任命为江苏按察使（三品）并代理南京政务。 黄恩彤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怀抱“修齐治平”理想，以其才干，如生逢康乾盛世，未始不能跻身台阁，出将入相。但时当中国面临前所未有大变局的晚清，其命运便不可避免地随时代变迁而浮沉。 二、进退维谷的外交使者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雄风，发展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殖民侵略，中国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其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也成为其侵略扩张对象。而这时的清廷君臣还固守着类似“同心圆”的世界观念，以为自己的“天朝大国”是世界中心，其下为临近藩属国，又其下才是更远的蛮夷之国。他们把与外国贸易作为对蛮夷的恩赐，甚至认为外国人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等商品，就会消化不良、肠胃生病。落后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尤其是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统治者不可能正确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因而在对外交往中格格不入，动辄失策。1840年1月，林则徐根据道光皇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以为这样就可以永绝鸦片之患。英国则不肯放弃其在华利益，并企图谋求更大利益，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在战与和之间举棋不定，多年废弛的边防更是不堪一击。结果英人在一年多时间里，以有限军队连克广州至天津多处战略要塞。1842年2月，英军攻破长江门户吴淞口后溯江而上， 7月21日，镇江全城惨遭焚掠。8月4日，兵临南京城下。黄恩彤临危受命，成为与英人谈判的主角。 本来，朝廷派出与英人交涉的有伊里布、耆英、牛鉴等一品大员，但这些要员们却放不下钦差大臣的架子，只是派黄恩彤偕侍卫咸龄前往谈判。谈判结果，是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黄恩彤此前虽从未涉足洋务，但对当时事态之严重性及道光皇帝意旨自然是清楚的。签订城下之盟，本身就是屈辱的事。而然大局已定，已无力回天，他只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大清王朝争取利益，“在诸如是否加盖皇帝印玺、战后赔款、英军占领定海、鼓浪屿、招宝山等问题上与英人力争。今天看来所争问题有些舍本逐末，但体现出黄恩彤在强敌面前的过人胆识，与朝廷大员的唯唯诺诺相比，他勇敢地争取国家利益，迫使英国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⑥]《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队仍然骚扰民众，黄恩彤“亲赴夷船，嘱夷酋禁约各夷，勿得滋扰百姓，酋即命将炮位兵械悉运回船，其占据之民房，概令退出，并禁各夷无事不许登岸，沿江居民始得稍安”[⑦]。 黄恩彤的出色表现当时不仅赢得了朝野称赞，也获得谈判英人的较高评价，他们赞扬黄恩彤“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起来的政治家之一……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⑧]。 《南京条约》条款只是一个框架，黄恩彤随后被调任广东按察使，继续处理善后事宜。税率与商行谈判是黄恩彤发挥外交才能，尽最大努力维护清廷利益的外交实例。针对英人裁撤公行的要求，黄恩彤对上司伊里布提出两套方案：一是裁撤公行，把原来的正税及各项附加费用一并归海关征收，每年海关收入可增加3倍；二是保留公行，将出入口大宗货物税额逐件加增，冷僻货物逐件议减，其所增之数百倍于所减之数。黄恩彤认为，关键不在于公行是否存在，而在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贸易垄断。这显然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西方学者后来指出的：“主要的变革并不在于帝国的旧税率方面，而是在于要努力扫除深深植根于广州贸易中的捞外快和收小费等一整套敲诈勒索制度”[⑨]。由此可以看出，黄恩彤当时已隐约认同了先进的自由贸易思想。 1844年12月18日，黄恩彤在致港督戴维斯的信函中，对英人收银(赔款)清而不想退还质当(舟山、鼓浪屿)的意图给予了揭露与抵制。在其坚持下，舟山、鼓浪屿按时复归，避免了中国领土的进一步割让。 黄恩彤在谈判中的表现受到道光皇帝的赞赏。两年中，他由观察使升任布政使，再升广东巡抚，跻身二品大员，成为封疆大吏。他“因俗施治，择要兴除。粤省地处海疆，民风顽悍，盗劫、拜会、打单、抢掠等案，层见叠出。恩彤统筹全局，宽备缉捕经费，严定赏罚章程，选派文武，设法督同地方官，广布线目，兜截搜拏，陆续擒获林大眉、黄悟空、陈昌基、刘亚贃、卢亚音等巨盗数百名，尽法惩治，匪徒震慑，农商获安。弊革而吏不惊，事集而民不扰，清而不激，严而不苛，政绩丕著。”[⑩]但在此前后，英人入城与粤民反入城的斗争却使他心力交瘁，并最终因此遭受了重大挫折。 黄恩彤认为不应该简单抵制英人进入广州城。他收集了各种外方情报，认为英人对广州的要求主要是通商而非有领土要求，而“通商于彼此有利”，“粤之所以富甲诸省者，为通商也，实通洋也，即通夷也”[11]。黄恩彤反对容易失控的“以民制夷”，认为这种方式简单粗暴，容易造成冲突，要求人民正确看待各国自由通商，因为“今勿论我闭关绝市，即使彼忽然敛舶而去，羊城无业之若干万人从何安顿？”[12]这一观点说明他从当时实际出发，已经认识到中外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关系，改变了传统朝贡贸易体制下“天朝施恩于外夷而许通商”的观念，从国计民生两方面肯定了中外通商是东南沿海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证明其经济思想已走在时代前列。 黄恩彤不支持反入城斗争，但明确反对英人用武力强行入城。当英国公使德庇时带兵进入广州要求交出同英人冲突的粤民时，黄严词拒绝：“以礼进城，地方官尚可晓谕绅民酌量妥办；若以兵进城，更有何说？但和议从此决裂、贸易从此禁断，不知何人任其责！”迫使德庇时不得不退出广州。在此期间，广州民众多次与英人发生纠纷，黄屡屡照会英领事，要求“在两国交往中，必须不偏不倚……必须约束英国商人，使其勿使用暴力，任意压制别人”[13]，使英人放弃了强行进入广州的做法。在中英冲突一时难以圆满解决之际，黄提出允许英人两年后进城，作为缓兵之计。与此同时，他积极加强边备，以闲置官银贷给商人生息以备调拨，为炮台与兵船筹备钱粮，并劝绅民捐银在九龙修筑石城和衙署炮台以御敌。赴香港谈判时，黄在港逗留二十余日，对英炮台设置有初步了解，后在《上督部祁公论粤东炮台战船书》中，分析英海军和我水师差别，强调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后来有学者论述黄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未被采纳[14]。黄恩彤曾上书道光帝：“该夷现虽就抚，一切驾驭之方，与防备之具均不可一日不讲，但当示以恩信，妥为羁縻，一面慎固海防，简练军实”[15]，建议实行两手准备。可见黄并非一味把国家安全寄托在通商上，而是主张以通商为主，以军事准备为后盾，以期逐步扭转被动局面。多年后，黄回忆这段经历，自称其间“千回百折，直至心力交瘁”[16]；时人梁廷楠也评价黄在广东“相与委屈调停，事事弥缝，不使稍生衅隙”[17]。梁是当时广东人民反入城斗争的领袖之一，能这样评价对反入城斗争并不支持的黄恩彤，一方面反映了梁的胸怀和客观态度，另一方面也足见黄恩彤的苦心经营。 此时朝中主战派又占上风，黄恩彤对反入城的态度引起部分士绅反对，受到朝臣弹劾。不久，他监临文武乡试，又因“疏请年老武生给予武职虚衔”，被道光帝斥为“违例”，经吏部严议“褫职”（撤销其广东巡抚职务），仍协助耆英办理洋务，不到一年又以同知（五品）起用。[18]1848年8月，黄恩彤因与当政官员徐广缙、叶名琛政见不合，兼之其兄病故，遂请求回乡奉养双亲，1849年3月返回宁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黄恩彤曾奉旨随耆英去天津议和，到达时条约已签，随即返乡。后来，他把办理洋务的经历及文稿撰成《抚远纪略》一书。在该书序言中，他对自己与西人交涉的总结是“刚柔迭用，操纵互施，虽有时俯顺其情，要未敢稍失国体”[19]，其成败得失，为中国近代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鉴。《清史稿》评论洋务官员时指出：“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20]，指出当时外交被动主要责任在于朝廷和战无定，使位居封疆、参与洋务的官员很难措置，持论还算公允。 三、情系桑梓的布衣绅士 1849年3月后，黄恩彤长期在故乡隐居。其间对宁阳做出了多方面贡献。 首先，情系民生，关注农业生产。黄恩彤深知：宁阳“既乏商贾之利，亦亡林泽之饶，所赖以养生者，惟力田耳。”而从乾隆年间开始，人口迅速增长，“耕者止此数而食者倍，入者止此数而出者倍” [21]，人民生计必然出现问题。作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黄恩彤一向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对农业生产给予高度关注。对新引进的农作物品种，如甘薯、花生等，他都持热情欢迎态度，认真研究其栽培技术，并写成诗词《沁园春·落花生》、《水调歌头·甘薯》，大力帮助推广，使其尽快普及。对宁阳历史上曾经有过、后来衰落或失传的农作物或产业，黄恩彤也甚为关注，并尽力促成其恢复生产。早在秦汉时期，宁阳就有植桑养蚕的传统，但大约自晋朝南渡之后，这一产业就衰落下去。黄恩彤对此十分痛心。为重振家乡桑蚕生产，他从明代农学家王祯的《农政全书》里辑录了有关植桑养蚕的详细资料，编成《蚕桑录要》一书，向农民散发，使桑蚕业在宁阳逐步恢复起来。生姜也是宁阳传统的经济作物，后来种植者渐少，以致当地人吃姜要从南方购进。宁阳齐家庄人、监生齐沐清从《论语》中孔子“不撤姜食”受到启发，认为当地应适合生姜种植，在宁阳种姜获得成功，黄恩彤对此大为赞赏，专门写了《水调歌头·姜》帮其推广。此外，凡是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计的作物品种引进和种植技术进步，黄恩彤都以极大热情给以关注。如杞柳是用于条编的原料，清代引入宁阳，黄恩彤就写了《沁园春·杞柳》，介绍其渊源、用途，向农民推广，充分表现了其情系桑梓、关注民生的情怀。 其次，联村筑堡，力保一方平安。咸丰至同治年间，安徽一带捻军起事，几次侵扰山东。黄恩彤两次奉命督办团练，抵御捻军。他从历史上“即悍如樊崇、石勒，犹为壁垒之民所困”受到启发，首创联村筑堡之法，实施坚壁清野，使捻军无法掳掠，只得绕境而过。光绪五年版《宁阳县志》记载说：“宁阳村堡，实禀庙谟坚壁清野之策，始自添福庄，其后诸村效之。或一村一堡，或数村共为一堡，渐至雉堞林立，声势联络，一切守御之具悉备。有警则入堡共守，贼退则各勤其业。不惟野无荒田，亦且户鲜逋赋，计无便于此者。”[22]黄恩彤也因此被赐予三品顶戴。此举固然有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但对保护宁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持社会安定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两修县志，整理地方文化。黄恩彤回乡后，适逢县令陈纪勋欲重修《宁阳县志》，遂委托黄恩彤为总撰。黄对此举大力支持，投入巨大精力。修志工作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开始着手，至咸丰元年（1851）五月编定，次年（1852）问世。此版县志凡二十四卷，计三十万言，事增于前而文省于旧，布局结构有较严密的内在逻辑[23]，基本吸收了当时流行的纲目体和纪传体的优长，横排门类为纲，下设编目记述。在体裁上，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基本接近现代志书的完备体裁。以大手笔作地方志，资料选取很见功力，语言亦准确精练、平易朴实，尤其论赞中有许多精到见解。综合来看，该志不仅堪称宁阳旧志之首，也是山东地方志中的精品佳作。时隔三十年后，黄恩彤已79岁高龄，又于光绪五年（1879）对县志进行续修，增补了三十年间新的资料，使《宁阳县志》更臻完美，为保存宁阳历史文化资料、述往事思来者提供了一套宝贵的文献。 此外，黄恩彤还写了大量乡土内容的诗文。这些诗文，有的歌咏家乡的山水名胜，如《彩山赋》、《古槐歌》、《八景诗八首》、《古刚城》等，抒发对家乡的挚爱之情；有的考证辨析宁阳的历史文化遗迹，如《宁阳、龚丘两故城说》、《汶阳说》、《成郕辨》等，使宁阳历史上若干悬而未决的疑案有了可信服的结论；有的记述当时宁阳出现的义举善行，如《汶渡船桥记》、《重修刚城、石梁各堰碑记》、《茅庄创修石桥并修复官路碑记》等，借以引导人们关心公益、形成良好风俗。这些诗文，均曾传诵一时，在宁阳深入人心，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著作等身的硕学鸿儒 黄恩彤学养深厚且阅历丰富，又中年回乡专心著述，撰写了了大量诗文和专著，成为著作等身的一代鸿儒。 咸丰十年（1860），黄恩彤时年六十，将平生所作文赋、诗词重加校勘，亲自誊写抄录，著成《知止堂集》。其35—50岁间作品集为13卷，为正集；50—60岁间作品集为6卷，为续集；又外集6卷；另有飞鸿集4卷，余集1卷；秋声词1卷；飞鸿集文1卷。据作者自序：“至于奏牍另有专钞，制义颇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载，非敢出而问世，将以存诸家塾，俾后之未遽废学者，知余从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动其劝学之心，而勿堕缀文之业，敝帚之讥，所不敢辞。”集中诗文大都平实自然，不事雕琢，可从中了解其宦海行踪与心态活动，是研究黄恩彤及相关历史的重要资料。歌颂宁阳山水的名篇《彩山赋》被置于卷首，不难看出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同治九年（1870），黄恩彤年届70，著成《鉴评别录》60卷。该书对大量历史事件及人物等予以点评，见解颇多独到之处，此书及作者的《两汉史断》（6卷）、《三国书法》（10卷）、《读史漫录》（20卷）等均为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作者学术修养深厚的直接体现。 光绪元年（1875），黄恩彤75岁，又手录70岁以后所作诗文为1卷，取刘禹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诗意，名之《余霞集》。时黄恩彤已乡居25年，饱览了世事变迁、人世沧桑和战争离乱。由于长期在民间生活，对民生疾苦及胥吏贪虐多有了解，其中所收《采料谣》、《催租隶》、《南村有老民》、《两生》等诗文，均为关心民瘼之作。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黄恩彤居乡期间，关心农事，并撰写、整理了大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著作。除前文提及的《蚕桑录要》5卷及部分诗词外，还有《去螣必效录》2卷及《河干赘语》7卷。前者是一部灭蝗专著。当时宁阳一带连年旱蝗，为害甚烈。作者曾亲自参与捕蝗，并悉心搜集整理民间治蝗经验撰成此书。在自序中，黄恩彤记载说：“是役也，余躬身其间，目睹情状。周咨田父野老，于利弊曲折，知之颇悉，因于暇日条例事宜，笔之于书，厘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录》，聊备他日仓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试之果效则必之耳。此书大旨，务在劝民自捕蝗蝻，庶几简易迅速，不致迁延遗患。一切官办成法，概置勿道。虽卑之无甚高论，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于斯乎！”作者关心农事，专门总结推广民间治蝗经验，力促农民组织自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后者是作者叙述历代饲养鹌鹑之法及其源流之作，说明其对农民多种经营都给予关注，这对一位传统文人来讲，是难能可贵的。 黄恩彤其他著作还有《名宦传》2卷、《离骚分段约说》1卷、《憩亭诗稿》1卷、《使粤诗草》1卷、《忘余诗草》1卷、《大清律例按语根源》104卷、《稀龄追忆录》4卷及续1卷，以及主编的《宁阳县志》、《滋阳县志》。直到晚年，黄恩彤一直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这种勤勉的治学精神对宁阳后学有深远影响。 光绪八年（1882），黄恩彤重逢乡举（中举人满60年），清廷赐予鹿鸣宴，赏还二品顶带。次年，卒于乡里，终年八十三岁。 在宁阳文化史上，黄恩彤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先秦至清代古圣先贤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宁阳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有身逢社会巨变、亲手办理洋务的经历，是宁阳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他的大量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学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由于极左历史观占统治地位，曾参与签订《南京条约》的黄恩彤被加以“卖国官吏”的恶名，其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被完全忽视，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区，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恢复其历史本来面貌，并全面整理挖掘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当代学人、尤其是宁阳后学的责任。 [①] 清光绪十三年版《宁阳续志·笃行》。 [②] 清光绪十三年版《宁阳续志·黄恩彤传》。以下引自本传者不再加注。 [③] 《清史稿·黄恩彤传》。 [④] 据《钦定科场条例》卷八《乡试考官》，清朝各省乡试除朝廷委任的正副主考之外，另设同考官若干名参与组织考试和阅卷。 [⑤] 斛，音hù，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南宋后改为五斗。 [⑥] 金鑫《黄恩彤与<南京条约>的善后处理》，《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 [⑦]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18页。 [⑧]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 [⑨] 《剑桥中国晚清史》，第243页。 [⑩] 《宁阳续志·黄恩彤传》。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1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45页。 [13] 广东省文史研究室《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6页。 [14] 茅海健《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3页。 [15] 《清史稿·黄恩彤传》， [16] 黄恩彤《抚远纪略·序》，济南国文报馆光绪元年（1875）版。 [17] 梁廷楠《夷氛闻记》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页。 [18] 《清史稿•黄恩彤传》， [19] 《抚远纪略·序》。 [20] 《清史稿·列传》第一五八， [21] 咸丰版《宁阳县志·风俗》。 [22] 《宁阳续志·村堡》。 [23] 参见黄恩彤撰《宁阳县志·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