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渐渐驶进哈尔滨站，此刻他看着月台上无数挥舞的太阳旗，正略微有些出神，全然不知本身的生命已进进倒计时。
在沙俄财务大臣科科夫佐夫的伴同下，他徐行迈下火车，检阅完俄军仪仗队后，转身向前来驱逐的列国领事馆成员和本地日本侨民致辞。
人潮沸腾了，争相一睹其风摘，谁也没有留意到一个身穿西拆、头戴鸭舌帽、蓄着八字胡的青年须眉有何异样——他静静穿过俄国兵队列，走到间隔伊藤博文大约5米开外的处所，沉着地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于电光火石间扣动七次扳机。
伊藤连中三弹，应声倒地，惊唤缉凶，旋即被抬回车厢，咽气之前随行医师喂他饮了一杯白兰地。
至于那名刺客，面临著赶来拘捕他的宪兵，既不逃跑，也不对抗，就兀立在惊慌四散的人群里高喊：“Корея!Ура!”（大韩万岁！）。
那场触目惊心的以命冒死，不由令人远想起两千年前唐雎说秦王的大方鼓动感动：“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全国缟素，今日是也！”
毋庸置疑，伊藤博文遇刺堪称二十世纪政治谋害史上的最闻名事务之一，不只震动了相关当事国，也引起了域外列强的重视，更令刺客安重根名扬全国，鼓励了志士仁报酬民族之独立而前仆后继。
此案对国人而言，虽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事发之前，颠末数年的译介和报导，伊藤治韩之实情已在国内普及开来，世人们得知本相后更随便在感情上与朝鲜志士产生共喊，对伊藤博文则是畏多于敬，以至于因畏生恨。
以上海環球社发行的《丹青日报》为例，该刊物以图文并茂的体例连载“现世纪之活剧”——《亡国泪》，其故事的仆人公“白玉清”本是三韩看族，曾游学日本，回国后授法部次官，因不忿“日本以同种自笺，野蛮加我，已属公理难言”，故谋害“突破日本之权力范畴，掀倒伊藤氏之仇人”。
“伊藤贼”做为剧中更大的反派角色，人人皆欲除之然后快，激进奋进的标语也屡见不鲜：“手执金刀九十九，杀尽国仇方干休”、“与君曲抵黄龙城，畅饮自在一杯酒”、“拼将身首试殱戮，此仇不复谁仇复”……
那部半虚构的文艺做品明显带有祛魅伊藤的烙印，同时也是对朝鲜半岛如火如荼的反殖民斗争的文学写照。
有此思惟做展垫，国内言论界对伊藤遇刺事务的报导遂闪现出一种非对称性的态势：固然办报人因所持立场差别，对该事务的评论各别（天然是喊好者有之，悲悼者亦有之），但它们并不是不相上下，而是对伊藤的敬畏之情要稍稍让位于对韩人的怜悯之心。
无妨先来看看持责备立场的纸媒若何对待伊藤博文此次游满，以及赞颂安重根之豪举。
一如往昔，伊藤博文临行前打出“私游”灯号，日媒亦“咸谓伊藤公游满系出于乘兴游历，并没有政治上之意图”，然而十一年前（1898年）伊藤来华的场景还记忆犹新，自是鲜有人再轻信他那番老生常谈。
或曰其“将单独调査满省经济情况及清俄、韩二国在满洲经济之关系”，或曰其为处理日俄争端来与俄人会谈，所在多有。
那此中，于右任、谈善吾兴办的《民吁日报》立场最为猛烈，疾唤伊藤此行背后一定隐躲着惊天阴谋：“伊藤公满洲游览，其负有政治上严重之责任，固不问而可知者也……殆为未来统监满洲之预备也……伊藤公之满洲游览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伊藤“对中国之野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到处征露。
满洲之行不外查询拜访事实，看察形势，奠日本国度朝上进步之根底，将以揆时乘势，先列强而鼎力大举兼并之策也！
抱着为中国除一大敌之设法，他强调那并不是一般性仇杀，而是“革命军填补之办法、变更之机能”，高度评判刺杀义举：“今日韩人飞此一蕞尔之弹丸黑子，安知不敷于日本人政策停止之方针，抵万人之哭诉，千篇之谏书！”同时，他还不忘向“吾官场之豚犬儿”发出警告：“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因日本有无数伊藤盾其后也。”
可见该报不只揭露日本觊觎东北之图谋，还嘲讽清政府目光短浅，冲击面太广或许也是它被敏捷取缔的次要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责备伊藤在韩倒行逆施的报导其实不算稀有，但如斯曲白的报复却是头一遭，显然是因为遇刺事务点燃了愤激情感的导火索。
伊藤一死，其殖民政策和强权外交顷刻间成为寡矢之的。
如《申报》言：“伊藤之朝鲜统监也，韩人之大辱也。积三数年亡国之泪，掬其孤忠之血诚，迸发之于一弹。白烟一缕，而全球震动，为谋害史上放一异彩。”
素有清末立宪派喉舌之誉的《国风报》则赞颂安重根“智深勇沈”，乃“烈士”“奇须眉”也，称他谋杀伊藤不只是为“保韩国独立、东亚和平”，更是为“使日本之强暴暴于全国”。
又如《华商结合报》记者借张良刺秦的典故抒怀：“安重根以血性须眉做惊天动地之事，枪机一发，伊藤断命，日人褫魄。博浪一椎，无此愉快！”
此外，前文提到的《丹青日报》也紧跟时事，在伊藤遇刺事务发作后，白玉清的配角地位就敏捷被安重根给代替了，《亡国泪》遂从汗青剧向纪实文学挨近。
不难看出，基于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认知，安重根在清末中国逐步被塑造为对抗虐政的符号，而伊藤博文则死不足惜。
称心恩怨之余，另一些维新报刊起头担忧韩、日两国的将来。
如《大公报》先扬后抑地评判伊藤博文为“日本维新之功臣，而与我东亚极有关系之人”，责备他统监朝鲜时“一切办法咸取侵略主义”，认为其遭遇意外外表上是“民气离叛”埋下的伏笔，本色上是漠视“近代政治之风潮”、固守“强硬政策”的一定成果。
它总结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是一场有意义的白搭，意义在于，“自此变之后东亚之阴狠谋害主义必大受鼓励，列强之强硬外交政策必大受刺激”。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便有中国人欲谋谋害日本关东总督大岛义昌，“以报割据中疆土地之仇，踵韩人谋杀伊藤之故事”；白搭在于，无论伊藤是生是死，都无法从底子上改动日本吞韩之既定国策，逞一时意气当然随便，代价却是生者受辱愈甚。
持类似悲看论调的还有《新闻报》，说日本外务省有和平、猛烈两大派系，预感应和平派失往伊藤博文后势必群龙无首，“猛烈派将起而代之”，届时朝鲜之局则落井下石。上
述所举，皆必定安重根刺伊藤之豪举，虽在言论场中略占优势，但其实不能统合不合。
另一面，鉴于伊藤博文生前威名赫赫，公开为之张目者亦不在少数，死力鼓吹其所谓的“丰功伟绩”，以至不吝颠倒是非。狄楚青编缉的《时报》出于保皇立宪之目标，称伊藤为“奕奕煊赫官场之伟人，外交之国手”。
“缓和灭国主义”一词十分精辟地归纳综合了伊藤博文统监政策的素质，可见鄙人子晓得韩民之苦，但比拟弱国之存亡，他愈加垂青新政之成败，那显然是强功利、弱道德的表现。
若论稠浊视听，没有哪家比得过《顺天时报》，它本就是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侵略之手段，所以可以毫无心理承担地文过饰非。
在其笔下，朝鲜亡国史被窜改得面目全非：“韩几见并于俄也，而（伊藤博文）设法庇护之，诱掖之，以救其亡，使得守其同洲之旧，更持同文同种之义”；又称“伊藤乃世界之伟人也，亚东之奇杰也，其平素所怀抱均以世界人类之朝上进步、亚东和平之庇护为目标”，日本在满洲不敢摘取武断政策，也是拜伊公间接批示所赐。
殊不知，汗青上那些极恶之功，都曾被冠之以文明的名义。人类的劣根性在于，强大的族群往往压制不住凌辱、掠夺、杀戮弱小群体的本能，还要对弱、亡者停止臭名化，再编织一套契合强者叙事逻辑的“汗青”，曲到它们也被更强者征服，曾对弱者施加之一切又在本身身上循环往复……
伊藤博文因而为他三年来的傲岸，付出了血溅黑土的代价。
此处不克不及不再度提及《丹青日报》，因其立场之不勇敢，在其时也算是一朵奇葩了。
许是因为“怼”死了伊藤博文而良心欠补，或是因为遭到某种压力而改口，又或许是想要两端都不得功，该报连载小说《亡国泪》之第十三目（最初一目），竟然展现了变脸绝活。
那段话能否发自实心已不重要，关键是它提醒了我们，不成以今日之定论往揣度其时人心之多变与善变，朝三暮四，通俗事也。
伊藤博文遇刺事务无疑是1909岁暮更大的时政热点，然而将看察视野暂时移出新闻界，就会发现士人群体普及对此其实不上心，他们留下的文字记述极其有限，所以显得反常缄默。
如翻阅通州书画家王振声的日志，九月十四日（10月27日）只记了一个字“晴”，之后几日也多笔录气候，仅有的外出是在十六日“午后西城往吊联琴舫妻丧”、十九日“辰起往吊张文襄”。
若道艺术家有远离政治的自觉性，那么重掌中枢的体仁阁大学士徐世昌，昔时2月才卸任东三省总督，按理说会对“满洲”事态有所留意，然而伊藤遇刺当天，恰逢其54岁生日，日志中他忙于三件事：“会客”、“谢客”、午后“到署办公，晚回”。
看得出汪参议听闻伊藤之身后感应非常骇怪，“旋到宪政馆”的行为也表白了他迫切想晓得详情，但也仅此罢了了，没有留下任何议论。
类似“晓得了”的心理可能是其时人颇为常见的反响，例如醇亲王载澧、军机章京许宝蘅，二人别离在十四日写道：“上门。至中所住宿，闻日本伊藤博文昨日已初在哈埠被韩人枪伤，已正身死。”、“遇墨君伟，谈及日本伊藤博文昨日到哈尔滨，为韩国刺客枪毙。”
不久以前，朝野上下还趋附者众，言立宪者多举伊藤为例，而今却人走茶凉、鲜有问津，那或许也是伊藤博文做为政治符号的影响力日益式微的表示。
差别于国内士林的冷漠反响，在亲眼目击了日本国内举办的一系列大规模悲悼活动后，旅日华人更热衷于就伊藤遇刺事务颁发议论。
比照《往国行》，清晰可见他在亡命十一年间的心境落差：日本仍是所谓的文明国度，但文明在功利上的班师往往也意味着文明在道德上的沉溺堕落。
梁启超崇敬过的阿谁“力”的世界，最末没有回回“义”的抱负。
联盟会会员章炳麟也洋洋洒洒地写下《吊伊藤博文赋》，开篇一声“呜唤，哀哉！伊百年之有尽兮，自前代而当然。闵夫子之怛化兮，碎弥天以两丸。岂家国之无禄兮，抑人生之多艰。亮炎炎之必灭兮，夫何取乎贾怨？”
他慨叹生而为人，末有尽时，贵爵将相亦不克不及幸免，遂转而量问伊藤博文事实怨结何处，仇埋何方：“使工女下机兮，贩夫巷哭。一国昌狂，若逐瘈犬兮，纷溶溶之安宿。”
与此同时，郁华（郁达夫胞兄）正以浙江省首批官费留学生的身份，在法政大学进修。
比拟章赋之曲高和寡，他的悼诗则要通俗易懂多了：“华表惊传化鹤还，一时卹议动朝班。死留功功千秋后，老爱游历二帝间。斧扆有图成汉治，风雷无德格殷顽。外臣别著悲伤史，海上春帆忆马关。”
郁华深知伊藤博文之复杂，绝不是一个能够被随便盖棺定论的人物，长短功过更好留给后世评说。他自谦称“外臣”，实则是为告谕国人，莫学日人跟风祭奠——事实，伊藤博文曾是仇敌。
最初将目光转回伊藤遇刺事务的后续颠末。
安重根在被捕之后面临日本查察官审讯时，论述了谋杀的理由，总共列举了伊藤博文的十五条罪行，此中，第十四条恰是“东瀛安然平静毁坏之功”。
随即，他被关押在旅顺监狱，动笔撰写《东瀛安然平静论》，可惜因为日方提早了行刑日期，那本书功败垂成。
然而，从残稿的“序”中，仍可读出他对伊藤博文的控诉及对日本政府的失看，一并道出了中国士人的心声：“韩清两国人之所看，大绝且断矣。若政略不改，强逼日甚，则不得已，宁亡于外族，不忍耐辱于同种！”末于，伊藤博文死了。
在他死后，日本深陷爱国狂飙的泥潭不成自拔，朝鲜毕竟无法遁藏被吞并的悲剧，清廷也在一阵革命的疾风骤雨后轰然倾圮。
那又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了，但并没有变得更好，好像大梦初醒，各自驱逐破裂的破晓。
人如草芥，命若鸿毛，大时代中的每小我都躲着难以尽诉的往事。
刺客与枭雄、混沌与次序、失看与希望在王朝的末路尽头拥挤、碰碰和湮灭，只让人觉得苍凉且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