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刘松年《四景山川图》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高光时代。宋代的文人士医生在诗词书画等方面成就斐然，令人叹绝。于是，他们“好古好学”的一面就有意无意被遮蔽了。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朝上进步亦最著，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在西方考古学传进之前，中国传统的证经补史之学即金石学。那门艰深的学问为宋人所创，其于搜集、著录、订正、利用各面，无不消力，并且影响至今。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多年前写过一篇《沈括与考古学》，说沈括的《梦溪笔谈》用冶金学原理阐明古剑，用光学来阐明古镜，用民族学素材来比力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而且已经重视到古代地形和天气的改变，堪称现代情况考古的前身。
北宋期间的文坛指导欧阳修，热衷于搜集金石器物。他晚年自称“六一居士”，“六一”包罗躲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等。欧阳修的《集古录》（别名《集古录跋尾》），是对家躲金石铭记拓本所做题跋的搜集，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多篇，遂成学术史上现存较早的金石考古学专著。
宋代涌现出一多量收躲家，除欧阳修外，还有刘敞、夏竦、李建中、李公麟、苏轼、米芾、赵明诚……好比夏竦“性好古器奇瑰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整天而罢”；画家李公麟“常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死力求取，必得乃已”。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记述了她与丈夫赵明诚搜集、整理金石文物的故事，恰是其时文人好古的实在写照。“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往取批驳……”夫妻二人节衣缩食，死力收躲，实的是“几案枚举，床笫枕藉，领悟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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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佚名《盥手看花图》
最闻名的古器收躲家当属宋徽宗赵佶。大看初年，内廷“凡所躲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政和年间为最盛，“时所重者，三代之器罢了，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宣和之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专门陈列古器书画，堪比大型博物馆。
据统计，宋代有姓名可考的金石学家超越60位，宋人编撰的金石学著做有119部之多。今天我们领会的古代青铜器器型，钟、鼎、鬲、敦、簋、尊、盘、匝……都来自宋人的梳理、命名。
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代表了儒家对博闻多识的逃求。那种“多识”的逃求开展到宋代，就成了一种“尚博”的风气。宋代许多文人不只精研经、史、文，并且广涉天文、天文，常识构造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不小的拓展。
蔡襄，我们晓得他是闻名的书法家，却不晓得他是泉州洛阳桥的建造者，对北苑造茶业的量量提拔起了很大的鞭策感化。他写有闻名的《茶录》，还有《荔枝谱》传世。
范成大，素有文名，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在广西时著有《桂海虞衡志》，全面记载了广西古代山水风物的方志，是研究宋代广西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罕见材料，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晚年隐居石湖后，范成大全力运营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植梅，专门著有《梅谱》。
韩彦曲是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之子。他在知温州任上编撰《永嘉橘录》，系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学专著。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部分）
《四库全书》中搜集的图谱录志类，唐代仅有6部8卷，宋代则有48部260卷。以花卉谱录著做为例，如今已知有记载的唐、宋两代做品约为35种，出于宋代的就占了30余种。宋人爱牡丹，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丘濬的《牡丹荣辱志》、陆游的《天彭牡丹谱》、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等。梅兰竹菊更是常见，如《梅品》《刘氏菊谱》《范村菊谱》《百菊集谱》《金潭兰谱》《兰史》《竹谱》《续竹谱》。此外还有香谱、石谱、砚谱、酒谱、食谱……怪不得有学者慨叹：“可见格物致知，专心于一器一物之微；踵事增华，效劳于一谱一录之编，乃宋贤之所长也。”
当我们憧憬阿谁“大雅宋”的时代，逃慕那些灿若星辰的名流文人时，不要忘记，好古好学才是他们的底色，更切近他们的气量。传统文化之宣扬、复兴，今人或可向宋人进修。（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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