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诺贝尔文学奖丨《悠悠岁月》:安妮·埃尔诺的往事与“我们”的历史
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是为数不多的在小说中言及写做目标和构想的做家。那位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悠悠岁月》中明大白白地写到,她“想用一种叙事的连接性,即从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生曲到今天的生活的连接性,把她的那些各类各样分隔的、不协调的画面集中起来。那就是一种特殊的、但也是合成在一代人的活动之中的生活”,像是在搀扶帮助读者进一步理顺小说的主题和思惟。即使如斯,《悠悠岁月》也其实不像做者一言以蔽之的那样随便理解,在文学史和文学阅读史的传统构造中,那都是一部特殊的小说,汗青、回忆、偶尔、一定、个别、集体在文本之间杂糅交织,既闪现出法国文学向前推进的将来样态,又彰显出埃尔诺根究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别样性。
埃尔诺1960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大区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20岁做为互惠生到伦敦交换期间就起头写小说,之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承受高档教导,结业后相继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萨瓦省和巴黎做中学教师,又辗转到法国长途教导中心工做,曲到退休。从1974年出书童贞做《空衣橱》起头,埃尔诺相继颁发了《位置》《一个女人》《单纯的激情》《事务》《占据》等十几部小说,此中大部门集中在对她小我履历的言说和根究,将自我全面置于日常生活,借此勾连出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他们的痛苦、羞耻、忌恨、失看、等待等感情窘境,继而由个别体味推及集体体味,在更为深广的社会学意义上表达汗青、现实与人。埃尔诺的小说构造不变、文风朴实、思惟深入,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对她的评判:“凭仗着浩荡的勇气和灵敏的看察力,显示了阶级履历的痛苦,描述了耻辱、侮辱、忌恨及无法看清本身是谁的窘境,用平实的语言将一切讲得清清晰楚。”
在埃尔诺的浩瀚小说之中,《悠悠岁月》无疑是此中范例之做,那部酝酿30年完成于2008年的小说甫一出书就获得了杜拉斯文学奖,为做者带了更高的声誉。小说以14张从1941年到2006年各个汗青期间关于仆人公的照片起兴,强调拍摄时间的意义,以此衍生出看似其实不通俗时间之后小说做者对个别、人生、社会、汗青的深度根究。好比,摄于1959年的鲁昂圣女贞德中学的结业照联系关系的是19岁少女对现实的存眷,包罗发作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英格玛·伯格曼和意大利的片子、暗斗、时髦小说,以及对世纪末生活的想象。当然,其间也关涉阿谁如有若无的仆人公关于本身生长并老往的人生过程,从破晓到黄昏,从豆蔻韶华到花甲之年,不晓得是岁月见证了她,仍是她见证了岁月。之所以说“如有若无”,是因为小说其实不存在一个准确的人称,时而是“她”,时而是“我们”,时而是做为第三人称的做者,时而是做为第一人称的做者,因而,《悠悠岁月》被吴岳添先生称为“无人称自传”小说。
然而,《悠悠岁月》事实是不是一部“小说”,恐怕是良多读者读过几页之后起首思疑的问题。根据福斯特在《小说面面看》中的说法,小说至少需要具备故事、人物、情节、妄想、预言、形式和节拍等要素,沿此逻辑,《悠悠岁月》没有对话,没有情节,没有故事,除了古典蒙田式的和现代微博式的“碎碎念”之外,可谓一无所有。可是为什么读者仍然需要而且必需相信那是一部小说呢?只能往埃尔诺与她履历的阿谁文学时代中觅觅谜底。她起头生长并承受阅读的1950年代,恰是法国新小说鼓起的期间,娜塔莉·萨洛特、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尔、克洛德·西蒙等人的创做都集中在那个期间,使《橡皮》《窥视者》《变》《弗兰德公路》和后来的《三折画》成为划时代做品,消解人物、打乱构造、模糊情节、无视原则成为法国新小说最为前卫的手法,固然早年间无论是读者仍是责备家对那种严峻出离于正统的创做体例都表达出无法承受,但是跟着1985年克洛德·西蒙凭仗他的新小说做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大都人起头承受新小说的写做范式。而1985年,恰是45岁的埃尔诺转向创做盛期的关键阶段,她显然会受此影响。跟着同样跟随着新小说之路创做的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在21世纪在世界文坛大放异彩,埃尔诺确信她创做道路的准确,在跳跃的文本间,她有意将碎片化的段落和段落群组织成时间线。不同凡响的是,她不单存眷文学的身手和表示手法,并且同样重视小说的思惟性和社会影响力,从《悠悠岁月》可见一斑。
那是一部回忆之书,回忆了仆人公1941年之后60多年的生命过程。假设将小说的仆人公看做是埃尔诺,那么能够说,她几乎对每一张照片都做了极为切确的描述,然后连系照片其时的空间和时间对本身及周边的生活加以言说,好比1949年在索特维尔海滨的照片拍的是她和父亲的一次度假;1963年在大学城的照片闪现出她的少女生活;1980年在西班牙的照片描述了她成为两个孩子母亲之后的旅途;1999年在特鲁维尔的照片旁及她做为中年母亲的角色。以此为收点推及开往,埃尔诺在小说中几乎勾连出了对她人生影响至深的所有往事,从少年肄业到成婚生子,从初为人母到韶华老往,仿佛是一部做者自传。固然埃尔诺做传的体例也是回忆,但是她的回忆是片段或断点式的,是“现代”的回忆而非古典的回忆。那种回忆的体例、逻辑显然遭到了普鲁斯特《追想似水韶华》的影响,那部鸿篇巨著强调了回忆的时间性、无意性、感官性、详细性、身体性、知觉性、连绵性等多重特征,普鲁斯特的诸多技法被埃尔诺在更短的篇幅中死力化用,好比在《悠悠岁月》中的一个细节是,“二月里的一个冷冷的早晨,就在上学之前电台公布斯大林死了”,而斯大林现实往世的时间是1953年3月5日,关于回忆的时间误差完全继续了《追想似水韶华》为逃求记忆模糊性而摘用时间错乱的处置体例。那并不是埃尔诺的创造,但却在她的前辈之后又一次用文学提醒人们记忆的功用和特征,可见普鲁斯特对她影响之深。
埃尔诺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单回忆本身的往事,并且有意识地将读者代进到文本中,和“她”配合“分享”逝往的汗青和生活。一方面,埃尔诺会把本身的常识与其时的社会内容密切地联络在一路,通过自我对待世界,通过世界熟悉自我,好比,她记不清“9·11”发作时她在做什么,在看牙医?在路上?在家里看书?将完全不相关的世界事务和小我事务密切相连,就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在那种对现状的惊愕中,我们理解了人们在世界上的别离,以及我们的同样不成靠的联络”;另一方面,埃尔诺也会在相对应的汗青时间中不竭枚举彼时重要的汗青事务,勾起读者的集体记忆,因而,她所选之事务大部门都处在读者和做者的通约点,即在其时产生极大影响的社会事务。如许一来,与“她”相关的生活就发作了迁徙,由“她”及“我们”,成为一代人或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中经常呈现的人称是“我们”,“我们”事实是谁呢?外表上看,“我们”是小说中的人称,也是指称,所指的是小说中并没有呈现的仆人公的身边人,也能够被认为是埃尔诺的同时代人,然而假设只考虑那是做者小我的自传,比之于“我”,“我们”似乎并没有意义。所以深层上看,“我们”是在提醒读者,做者在汗青中履历的读者也许同样履历,假设读者未曾履历,那么就和做者一并履历。“我们”既是代进,又是聘请,藉此使读者和做者构成配合体,体验小说中的社会和汗青,并对埃尔诺的往事与“我们”的汗青产生共情。
所谓“我们”的汗青,在《悠悠岁月》中空前复杂,并不是只做为人物和事务的布景呈现,而是其自己就是做者死力言说的对象,自成一统,以至能够被看做是一部法国现代史。其一,小说勾画了20世纪中叶和下半叶法国和全世界重要的社会汗青事务,如二战、匈牙利事务、阿尔及利亚战争、蒲月风暴、苏联崩溃、“9·11”、法国总统选举等,并从细微处阐明汗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提出“九月十一日之后”的时间概念,认为那之后时代起头被世界化。其二,小说几乎闪现了彼时法国文学的全数内容,所涉浩瀚,从萨特到加缪再到尤瑟纳尔,从罗兰·巴特到米歇尔·福柯再到阿尔都塞,从布托尔到萨洛特再到勒·克莱齐奥,无不呈现在埃尔诺的笔下,在梳理出“法国文学共和国”文学力量的同时,也凸显出做者浩荡的阅读量。其三,小说还写到了良多具有世界声誉的法国艺术家和政治家,如埃斯库德罗、尼诺·费雷、阿伦·雷乃、米歇尔·罗卡尔和蓬皮杜等,他们在文本中或者成为引导法国社会开展的决定性因素,或者做为仆人公日常生活的调剂,与同样呈现的法国做家一路建构小说中的文化史话语。之所以做如是说,是因为政治史、文学史和艺术史中镌刻的汗青沉淀更能勾起读者的集体回忆,在此过程中,读者能够通过自我爱好对号进座,以本身熟悉的问题为切进点进进到文本深处。其实,埃尔诺所复原更多的是社会史内容,受布迪厄《区隔》的启发,她试图锚定阶层的文化档次、生活兴趣言说社会生活,与其说她期看“我们”回忆法国汗青,毋宁说期看“我们”回忆法国社会。
无论是在个别回忆仍是在集体回忆中,埃尔诺都测验考试在小说中旁及她的人生立场、社会立场和汗青立场。她存眷女性,出格存眷《悠悠岁月》中所言性解放时代女性的身体、心理改变以及在此根底上发散开来的男女社会身份问题,“发现一切都为汉子而存在,在创造性的性自在傍边没有过我们的益处”,同时也看到“一种女人的、生来处于优势的觉得正在消逝”。女性身份非分特别引起埃尔诺的重视,《悠悠岁月》不行一次地提醒读者,随她一路存眷女性和她们的命运。她存眷政治,用了很大的篇幅言说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提醒读者不克不及忘记那场战争,因为事实上战争虽然长达八年,但它刚刚完毕就已经有人“轻松和遗忘”,关于法国人来说,那不该该是熟悉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同时,她也将现代世界汗青与法国社会生活联络起来,在世界/法国和政治/社会的双重语境中根究人的存在和窘境问题。她存眷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每一种社会生活都可以改动人的保存形态,也重视到人在生活中的偶尔性,所以她说,“在小我的生活历程里,汗青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根据日子的差别而感应幸福或者不幸福”,“越是沉浸于人们所说的现实、工做、家庭,我们就越是体验到一种不现实的觉得”。在埃尔诺那里,社会学成为文学的根底,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又遭到她更多的存眷,她本身也坦承,“我书中的事务属于每小我,属于汗青,属于社会学”,书里书外都表示出了很强的政治倾向性。那种政治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对从洛克到阿甜本所谓“赤裸生命”的看照,底层身世的埃尔诺通过本身承受的教导和文学积存,早已分开了底层,但她仍然可以通过文字为父母亲那一代的圈层发声,尤为难能宝贵。
本雅明说,“小说的降生地是孤单的小我”。确实,固然《悠悠岁月》笔录了法国和全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熙熙攘攘,但是背后却是埃尔诺熟悉、发现、描述汗青和社会之后莫名的缄默,她也许只能描述从汗青到现实的途径,却也处理不了此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像一把孤单的大提琴一样弦弦掩抑,又声声思。然而《悠悠岁月》确实供给了根究文学和社会的体例,其意义在于,在突破传统小说构造和范式的根底上以自我勾连世人,以小我自传勾画集体自传,嘱读者不要忘记远往的时代,也不要忘记阿谁时代中的本身,诚如她在小说结尾处所言,“那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配合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步改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小我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门的同时,恢复汗青的实在意义”。而“恢复汗青的实在意义”,是对往事和过往的深思,更是对当下和现实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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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2年11月9日7版
微信编纂:吕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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