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文化和思想对西方产生了影响？
很久以前，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小，因为东西方几乎没有交流。然而，近几百年来，随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影响了大量的西方先贤，尤其是西方启蒙运动。
欧洲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后欧洲近代史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启蒙运动以来产生的思想深受东方思想的影响，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西化派经常嘲笑这样的说法，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但是历史事实不可否认，文化思想的突变是不可能闭门造车的。只有通过海纳百川的吸收与融合才能产生。
比如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为什么这些思想在西方经历了1000多年的中世纪后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思想？事实上，在接触东方文化后的启蒙时代，有一个思想爆炸的时代？因此，东方思想，尤其是中国思想，在欧洲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与世俗化，中东的阿拉伯文明至今尚未实现。在宗教至上的土壤中，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不可能产生和结果的。
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前提是政治和教育的分离和世俗化。打破宗教专制和王权的独裁。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当时欧洲人逐渐意识到东方有一个不是基督教制度和世俗化的国家是如此发达。
在这种冲击的背景下，一批启蒙哲学家出现在欧洲。他们思考欧洲资本主义的出路。除了吸收古希腊文化外，这些思想家还吸收了耶酥会士在中国传教的中国文化思想。欧洲哲学家寻求精神解放，惊喜地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他们注意到，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历史悠久、有序的国家不需要上帝的启示，而是基于无神论和道德哲学。
清新自然的中国文化思想开阔了欧洲思想家的视野。哲学家们从遥远的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他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探索了自己的思想，坚定了反对宗教无知和封建王权的决心。正是通过这些启蒙哲学家，中国文化思想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
启蒙时代后，欧洲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世袭制度在制度上结束，中国的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被吸收，文官制度开始。在文化上，实行政治教育分离，真正实现了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从那时起，教会的世俗权力开始慢慢消失。一千多年来，封闭的中世纪开始打开窗户，睁开眼睛看世界。
当然，耶酥会士介绍的中国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因此他们有意弥合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接近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以获得欧洲教廷的支持。自然，其中也有很多教士真的很欣赏中国文化，并且发自内心地赞同。因此，有一些书介绍了中国文化。他们只是匿名出版，因为他们过于赞美中国文化，害怕背叛的名义。
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元曲《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1735年，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收入了这个翻译，还收录了《今古奇观》和《诗经》四首诗。传到欧洲后，赵氏孤儿在欧洲文艺界引起了广泛反响。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一代作家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翻译撰写了《中国孤儿》剧本，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
另一位英国著名作家汤玛斯·帕西曾从葡萄牙翻译过中国小说《好爱传》，并于1762年出版了一部中国诗。还收入了《赵氏孤儿》。在德国，《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另外，德国人还把小说《好邱传》从英文翻译成德文。中国文学影响了现代德国的两位作家歌德和席勒。席勒想改作《好恋传》，创作了一部以图朗多命名的哑谜式中国神话剧本，受到歌德的欢呼。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歌德多次提到赵氏孤儿的启示。在《赵氏孤儿》等中国故事的影响下，歌德创作了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是第一位用外语写作系统而严肃的中国历史作家。他的《中国史十卷》记载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盘古，下至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他的《鞑靼战纪》是一部历史著作，为满清入关前后的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1777-1783年，法国传教士冯秉编译出版了13卷《中国通史》。
与文学和历史相比，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经典”对欧洲人来说更为重要。利玛窦是第一个研究和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的欧洲人。继利玛窦之后，金尼阁将“五经”翻译成拉丁语。除了金尼阁，宋君荣还翻译了《书经》、马若瑟和孙璋曾翻译过《诗经》。法国传教士雷孝思也翻译了最难的《易经》。
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尹铎泽将《大学》翻译成拉丁语，并命名为《中国的智慧》。后来，尹铎泽翻译了《中庸》，并命名为《中国政治伦理学》。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印刷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康熙时期，法国传教士白晋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周易》，并用拉丁语写下了《周易》的要点。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受到中国传教士的影响，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的儒家、佛教和道教思想，阅读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尤其是孔子的作品。
1689年，当莱布尼兹访问罗马时，我遇到了在中国担任秦天监督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明，并获得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1697年，莱布尼兹编辑出版了重要作品《中国新论》。
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基督教的教义有很多共同点。他将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与中国的“大和谐”思想和“大统一”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儒家思想的“秩序”和“道德”也被用来表达他对当时德国封建分裂、战争和诸侯暴力的不满。
莱布尼兹还致力于建立柏林科学院，以促进欧洲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中国，法国传教士白晋和莱布尼兹之间的通信持续了六年。他们讨论了《易经》。这些讨论有助于莱布尼兹的数学研究。他们发现《易经》的卦图与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促进了莱布尼兹二进制算术的完善。
在欧洲启蒙哲学家眼中，当时一些欧洲国家的王权相当专制，而中国的君主制无疑要开明得多，这与欧洲的君主制完全不同。显示出开放和法治的色彩。至少在系统设计方面是这样。
中国法律赋予皇帝无限的权力，但它也限制了它，要求他克制和谨慎地使用它。中国法律要求皇帝把臣民当作慈爱的父亲，而不是奴隶主。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道德约束力。其次，法律还规定，朝鲜的每一位官员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并提出建议。
耶酥会士利马窦发现，中国皇帝只有在与大臣协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后，才能对国家事务做出最终决定。此外，皇帝的所有行为都应该写入史书，这使得每个关心自己名誉的皇帝都有足够的警惕和限制。这一切都足以区分是否绝对专制。难怪伏尔泰、魁奈等人对这种限制君主权力制度的设计感到眼前一亮。并打算让欧洲采取类似的制约君主权力的制度。他们了解到，中国皇帝不仅不能为所欲为，而且以爱人为道德约束。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兴趣，另一位重要人物，创立了“三权分立”学说，已经持续了40多年。这一时期，正是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礼仪之争达到了高潮。大量出版关于中国的起述。马勒布朗施(Malebranche)、德絮基(De Surgy)、普阿弗尔(Poivre)等待学者们关于中国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孟德斯鸠有机会看到这些关于中国的书。
虽然孟德斯鸠没有机会来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接触到了丰富的中国信息。这为他对中国的研究和讨论奠定了基础，并为建立自己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就像伏尔泰和魁奈一样，他被认为是18世纪对中国了解最多的法国人。当然，孟德斯鸠更理性地看待中国，批评更多。
伏尔泰死后的十年里，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把欧洲人的注意力拉回了当地，中国的热度逐渐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