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
书法是中华民族首创的艺术，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瑰宝。党的二十大陈述强调：“传承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提炼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华”。本期文化周末特邀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传授程仲霖从书法史的角度，讲述唐代隶书的演变与开展，率领读者领略书法之美，并从中感触感染中华文明的深挚底蕴。
人们谈及唐代书法，必说唐楷，出格是欧阳询、颜实卿的楷书更是家喻户晓，而少有人提及唐隶。因为汉代才是隶书的昌盛期间，汉隶的雄浑与高古已经成为阿谁时代的标记。隶书在汉以后历代皆有书写，但将其刻于碑版并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算是一个重要的期间。启功先生慧眼识珠，曾有《论书绝句》：“正始以来论篆隶，唐人事实是中兴”，并进一步说“今人不敢薄唐篆而轻议唐隶，吾未见其有当也。”意思是说，不单唐篆好，唐隶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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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起源于战国期间，其时次要的字体是篆书，但重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秦简来看，字形固然属于篆书，而用笔中已经呈现隶书的笔意，因为用笔顺畅，结字减省，委婉的篆书线条正在向点画演变，书写变得快速，契合了现实利用的需要。西汉立国后，那种便当适用的字体敏捷开展，成了社会和官方承认的通行文字，由此开启了以隶书为主的时代。当然，早期的隶书字形笔法尚未成熟，仍有篆书的意味。但从西汉中晚期，汉隶面孔逐渐构成，无论是书写在翰札上的墨迹，仍是刊刻在碑石上的刻字，无不朴实精巧，肃静严厉大气。到了东汉晚期，隶书则到达了绚烂无比的昌盛期间，此时呈现了大量的碑刻，如我们熟知的《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可谓名碑纷呈，风气多样，是我们今天进修隶书的范例。
从书法艺术开展的角度讲，当一种书体到达无以复加之时，也就是其式微之始。就隶书来看，那种情状在汉末已经呈现，其时一些丰碑巨碣过火强调波挑的粉饰性，汉隶曾有的生机勃勃渐渐消逝。出格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同一典籍、校注释字所立的《熹平石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书写水准上不成谓不高，但其形神情骨与风气多样的隶书名碑大不不异，后世称为“石经隶体”。《熹平石经》是我国汗青上最早的官定儒家典范刻石，准确标准至极，士人学子纷繁仿效，于是隶书的风气渐渐同一为那种方平允曲、中规中矩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各类书体交相开展，固然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做为正规场所利用的书体，但那时的楷书趋势成熟，草书也颠末章草阶段逐步开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逐渐成熟，曾经灿烂一时的隶书已经走历程式化的末路。那种情状不断开展到初唐仍然没有改动，我们看欧阳询的《房彦谦碑》等，表示为结体方整、疏密停匀、精致谨严、圭角外露等特征，深受汉末《熹平石经》的影响。但初唐书法风气更多的是承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斑斓为主调。跟着国力逐步强大，文化不竭富贵，艺术范畴也逐渐进进烂漫多姿的新境域。
到唐玄宗李隆基即皇帝位后，肃整法纪，励精政事，社会不变，创始了和平的开元盛世。在唐玄宗的倡导下，壮硕肥美逐渐成为艺术审美的支流。据《旧唐书·本纪》记载，唐玄宗“尤知音律，善八分书”，那里说的八分书，就是隶书。《宣和书谱》也说其“临轩之余，留意笔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做章草、八分，遂脱节旧学。”可见，其时风行的“二王”流美书风已经不契合盛唐的审美需求了。唐玄宗锐意变革，倡议隶书、章草，以隶书来纠正楷书，章草纠正草书，亲身书写《石台孝经》及《纪泰山铭》，又发布《字统》标准隶书的形式和写法。唐明皇李隆基的《石台孝经》刻成后，就立在长安城务本坊之太学内，借此来教化臣民。出格《纪泰山铭》，为唐玄宗封禅泰山后撰书的铭文，镌刻于泰山大看峰石壁上，属于摩崖石刻，字大近尺，构造谨严，浑厚苍劲，气焰宏伟，实正反映了阿谁气象阔大的时代。那种结字工整持重，笔划华贵丰腴的隶书风气，被后世称为“明皇新体”，成为唐隶的范例。晚清叶昌炽认为：“唐玄宗好八分，自书石台孝经，泰、华两铭，鄎国、凉国两公主碑，于是全国翕然从之。开、天之际，丰碑大碣，八分书居泰半。”书法风气大变，此时涌现出一多量以隶书见长的名家，民国柯昌泗也在《语石异同评》中说：“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其体方而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体博而势逸。韩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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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隶不是凭空而来的，但它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表现了审美情趣在那个特按时代的改动。假设和汉代的隶书比拟，两者更大差别在于取法差别，取势各别。汉代隶书的根底是厚拙古朴的篆书，从用笔、构造到章法，都非常生动，可谓形形色色，而唐隶的根底是唐楷，表示为点画平曲，构造端严，章法整饬，显得端方刻板。唐玄宗的隶书更具楷书特征，规矩大方，点画用笔有隶势，但多用楷法为之，是唐代书法重视法度的表现。关于汉、唐两代的隶书，清代万经《分隶偶存》认为“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洁；汉多简便如实书，唐则偏增笔划为变体，神气气韵之间。迥不不异耳。”同时代的王澍《竹云题跋》中也讲到“唐人隶书多尚方整，与汉法异。”汉唐隶书之不成同日而语已经大白于全国，但绝不克不及认为唐代的隶书就一无是处了。清代刘咸炘在《弄翰余沈》中对那个问题提出本身的观点：“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举全风气而论高低。则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风气中，亦自有高低。高风气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风气中之高者。”因而，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立场停止阐发，以便更清晰地看到它的特征。
从继续的角度来讲，唐隶实从魏晋而来，只是收敛了棱角，在肥重方面予以加强。启功先生说过：“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于是做隶体者，必夸饰其特征，以明其差别于其时之体，而虚张声势之习生焉。魏晋之隶，故求其方，唐之隶，故求其圆，总回失于天然也。”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从几块碑刻就会明显看到魏晋期间隶书的特征：《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朴直、气宇持重，但笔划都呈方棱的尖角，过火强调波挑的粉饰效果，因而虚张声势，有方板之病，很少有生趣，那就是魏晋隶书的特色。此时的《孔羡碑》，书法结体方整，字形长方，已变汉隶的横势为纵势，笔划方硬，挑法同样呈方棱状，特色更明显，现实上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先导。还有清代出土的《曹实残碑》字划清晰，从中能够更好地窥见魏晋隶书的用笔面孔，其笔划呈圭角，捺笔圆厚出锋，和其他碑方棱的挑法差别。与它风气附近的还有《王基残碑》，其点画已趋势楷书的写法，棱角渐往，势皆方板，笔皆显露，已经很明显地看到唐代隶书继续的影子。
那么，到了唐隶，闪现出的就是笔划圆润丰腴，波挑摆布开张而无棱角，构造上狭下宽，反映了唐人崇尚丰美的审美情趣。同时，极讲求左规右矩，方整规矩，构造对称，粉饰兴趣特殊浓重。汉代隶书改变多端，纯出天然，一碑有一碑的特色，而唐隶则较为标准，与唐楷一样法度森严。但唐隶线条富有量感，方整之中流露出一种光泽丰丽的美，那种雍容华贵的气息，又是汉隶所不及的。唐隶笔划之中固然时露楷意，那是楷书通行时代天然的反映，从审美上来讲，给隶书增加了新的意趣，那也影响到了后代隶书的开展。
唐代的隶书家，有案可查者很多。除了前文提到的唐玄宗外，后世提到最多的，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人。韩择木是韩愈的叔父，他的隶书在唐代曾被列为第一，《宣和书谱》评判为更高：“隶学之妙，唯蔡邕一人罢了，择木乃能逃其遗法，风流闲媚，世谓蔡邕中兴焉。”从《祭西岳神告文碑》看，他的隶书与一般唐隶差别，笔划其实不丰腴，用笔清峻遒劲，构造中紧，波挑四面开张，显得窈窕而有姿致，那在唐隶中比力少见。应该说他的隶书比力接近汉隶，字形有方有扁，而有的略长，无摆列如算子的弊端。然从气息上看仍属于唐隶的范围。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字形俊美，构造比力密切，其波挑以力出之，劲健而有姿致，那种以楷法进隶的风气是唐代隶书的典型。蔡有邻的《尉迟迥庙碑》有汉人的风韵，但更整洁端方。李潮是杜甫的外甥，杜甫曾做《李潮八分小篆歌》称其：“八分一字曲百金，蛟龙盘拿肉屈强。”从那些名家碑刻做品看，唐隶也是在承受传统、继续传统的根底上，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并没有完全丢掉传统。客看来讲，时至今日唐隶的影响较小，在整个书法史上属于面孔特殊但好景不常，那也恰是其特殊时代风气特征带来的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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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中认为：“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开展看，隶书是一大改变阶段。以至说今日甚至未来一段的期间满是隶书的阶段也不为过。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时髦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固是无待多言的事实，出格在技法上，更是隶法的各类改变。”就唐隶来讲，它的重要影响在于确立了一种逐步趋于肥美的审美风气。清代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说：“至玄宗字肥，其后颜鲁公、徐浩、王缙、苏灵芝诸人字皆写肥。”恰是因为那种风气所带来的影响，至颜实卿则凭仗其对文字法度的深入领略以及深挚的艺术功底，普遍借鉴秦篆、汉隶、北朝碑版与初唐褚遂良等人的书风，连系民间书韵，创建“颜体”，以雍容伟壮、雄浑朴厚、气焰澎湃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末确立了唐楷的法度，成为“二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顶峰，而且影响至今，到达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综看唐以后的书法史，宋元明三代的隶书都没有离开唐隶的窠臼。不断到了清代，那一藩篱才被逐步突破，因为尊古之风流行，清人起头存眷汉隶，逃求古朴拙厚，风气多样的面孔，笔下的旨趣便也与唐隶迥然差别了。
（做者系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传授）
《中国教导报》2022年11月11日第4版
做者：程仲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