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下令修明史大臣在书中颂扬清朝为何反而被罚？

清朝国力的巅峰期间，公认是在“康雍乾盛世”阶段，而从乾隆往世，嘉庆皇帝接过大旗之后，清朝就走上了下坡路，史称“嘉道中衰”。

清朝走向式微，当朝的嘉庆皇帝当然不克不及推卸责任，但汗青周期的惯性也不克不及漠视。清朝国运已经处于下行期，并不是皇帝一人之力能够挽回。我们之前说过，嘉庆也许才能不是很出寡，但总体而言，算得上是一个开通的好皇帝。

嘉庆庙号“仁宗”，谥号“睿皇帝”。嘉庆为人慈祥，以至有些到了妇人之仁的地步，仁宗的庙号名副其实。而睿那个谥号，各人可能会有一些差别观点，事实嘉庆的政治伶俐，其实不算非常高明。

不外现实上，嘉庆皇帝的伶俐，其实不表现在政治手段上，而是在文化方面。嘉庆废除文字狱，解开了禁锢人们思惟的镣铐，即是好事无量的一件事；别的嘉庆在位时，还命令修纂《全唐文》，我国唐代灿烂绚烂的文化成就能传播至今，嘉庆皇帝也功不成没。

清朝自顺治一朝以来，履历康雍乾三代，文字狱对人们思惟禁锢的力度越来越强，到乾隆朝抵达高峰，那其实是因为清朝统治者们对自在思惟的成见和恐惧所招致的。

而到了嘉庆时，已经是清朝进关后的第五代，加上嘉庆本人是乾隆的幼子，思惟上的汗青负担没有前辈们那么重，因而处事也更开通一些。好比嘉庆朝修纂《明鉴》一案，即是很好的例子。

嘉庆是个喜好读史的人，也是为了以史为鉴，而明得失。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号令史官模仿宋代的《唐鉴》一书，编辑《明鉴》。“胪叙一代事迹，考镜得失。……有明三百年，时代相承。其一朝政治，亦鉴看得失之林也。”

嘉庆的本意，是让馆臣照实笔录明朝从创始，到开展，再到最初走向式微的汗青，并客看地评判历任皇帝的长短功过、短长得失，用来做为当朝皇帝治理国度的镜鉴和参考。

与编辑《全唐文》的工做比起来，撰写《明鉴》的工做量其实不算大。然而，明朝是清朝的前朝，清朝的山河，恰是从明朝手中攫取过来的，那让以曹振镛为首的编辑人员们犯了难。曹振镛们此外不会，就会过度解读，就又把一个地道的学术问题，想成了政治问题。

于是，编辑人员们在写到明朝后期时，在书中大量加进清朝进关前在东北开疆拓土的功绩，搞得鹊巢鸠占，不三不四，搞得嘉庆在看到《明鉴》的初稿后，大为恼火。

晚清的欧阳兆熊在其条记中记载：“嘉庆中修《明鉴》，……中述本朝与明构兵事，上怒其离间，下之狱。”

欧阳兆熊认为，嘉庆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明鉴》中记载了清军与明军构战的汗青，表示清军叛逆，“离间”了清朝，但其实那是不合错误的。

因为恰好相反，馆臣们在《明鉴》中对清朝大加颂扬，还无脑贬低明朝皇帝，那才是让嘉庆起火的实在原因。

“做为明鉴一书，盖以取鉴前代，其善政则因认为法，其秕政则用认为戒，亦即殷鉴夏周鉴殷之意也。昨日馆臣呈进明鉴五册，于万历、天启间载进我朝创始之事，后加案语颂扬，并论及前明用人不称其职，更为诞妄矣。”

那些修史的大臣们，脑子里其实仍是乾隆朝老一辈的思维。因为其时文字狱其实太多，让他们养成了一种很欠好的习惯，不管碰着什么问题，之一反响就是往政治上靠，生怕说错一句话，便落得人头落地的下场。

嘉庆皇帝的本意，是想看到一部客看公允的明朝汗青册本。前朝的皇帝之中，有值得进修的处所，便加以摘用，有做得不合错误之处，便加以纠正，以古鉴今，来更好地治理那个国度。

但他没想到，大臣们交上来的做品，不只加进大量的清朝创业汗青，搞得《明鉴》一书名存实亡。并且，书中还全是对明朝无理由的抹黑，成了一部歌功颂德的吹嘘之做，对治理国度底子毫无借鉴意义。

当然，嘉庆也不克不及说他们颂扬清朝有错，只说是“不合编制”。别的，嘉庆也反对一味地无脑抹黑明朝。因而，嘉庆最初重罚了那批修纂《明鉴》的官员，而且改换了修纂人员，按要求从头编辑，以冲击朝中那股攀龙趋凤的歪风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