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后周殿前都点检、回德军节度使赵匡胤操纵北方契丹大军进侵的传说风闻，将禁军拉出开封城外，在陈桥驿策动叛乱，一举夺得皇位，成立了赵宋王朝。此即闻名的“陈桥叛乱”。赵匡胤“受周禅”坐上了皇位，天然得按老例厚封重赏在叛乱中立下殊勋的“佐命”功臣，但做为“定策佐命，树事立功”并与新天子“始末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的“居潜旧臣”赵普，仅被授予右谏议医生，充枢密曲学士，曲至数年以后才擢拜宰相。对此，元史臣在《宋史·赵普传》末的“论”中称誉道：陈桥叛乱以后，赵普“以佐命功”，却于“事定之后”，“以一枢密曲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那一说法在后世颇有影响，但此说显然被赵普的官名给迷惘了，即昧于宋初政局的“不亟于酬功”之表象，而未能深悉其时那些“定策佐命”的“居潜旧臣”以较低的官职掌握着朝廷实权之史实。
陈桥叛乱
唐五代轨制，武将官至节度使，即可成立本身的幕府，选置僚属，称之为“开府”。旧时惯用“潜龙”来比方圣人鄙人位，隐而未现，所以一般也用来指喻尚未登基的天子，而天子处于“潜龙”形态时的幕府僚属，即是“居潜旧臣”。五代乱世，武人当政，但他们不知若何治国，于是网罗了许多文人谋士做为幕僚，为其出谋献策，此中起次要感化的称谋主。此类谋主，当其所办事的藩帅登天主位，大都成为中枢重臣，执掌朝政。所以幕府诸谋士也乐为藩帅效命。赵匡胤自官拜节度使，随即成立了本身的幕府，当日幕僚，除赵普以外，还有文僚刘熙古、吕余庆、沈义伦等，武臣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
宋太祖赵匡胤是在是月四日策动陈桥叛乱，当天登天主位；五日宣告全国；十一日，封赏参与叛乱的将领官爵；二十一日，命回德节度判官刘熙古为左谏议医生，掌书记赵普为右谏议医生、枢密曲学士，宋、亳看察判官吕余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摄看察推官沈义伦为户部郎中。此外，又以都押衙李处耘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右卫将军，王仁赡为武德使，楚昭辅为军器库使。从外表上看，那些“佐命”勋绩的诸幕府在“新朝”所授之官爵都不高，初看皆未有反常处，但细加阐发，却是颇见此中奇妙：
如赵普所任的枢密曲学士，在宋初乃是掌管国度军政的枢密院之重要职官，至宋太宗以后才逐步演变成虚衔。枢密院始设置于唐代中叶以后，其长官由宦官担任。至唐末，墨温大诛唐宦官，起头以本身心腹出任枢密使，待其称帝成立后梁，遂改称崇政院。至后唐庄宗恢复枢密院之名，设置枢密院曲学士。后唐皇帝其时任专心腹重臣郭崇韬、安重诲等为枢密使，于是“枢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渎职”。如元初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所言：“自后唐同光以来，枢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罢了。”即五代、宋初中枢实权，乃在枢密院，宰相仅处置日常行政事务罢了。因而，后周世宗临末时，特命宰相范量、王溥参知枢密院事，而待宋太祖称帝之初，固然出于制止政局动乱，尽量争取士医生的拥护，留用了范量等三位宰相以下的全数后周官员，但即免往宰相范量、王溥“参知枢密院事”一职，本色上褫夺了他俩参与军国机要决策的实权，宰相魏仁浦虽仍兼枢密使，然亦不多干预干与枢密院事务，而枢密使吴廷祚向以“谨厚寡言”著称，所以枢密院实权完全掌握在低调进进枢密院的枢密曲学士赵普之手。同时，以“居潜旧臣”谋主擢任枢密曲学士，五代时亦有先例。如后周太祖郭威登基以后，即以其谋主、邺都留守判官王溥为左谏议医生，充枢密院曲学士，尔后才擢拜宰相。故宋太祖录用赵普为枢密曲学士以执掌枢密院之权，实沿袭后周之造。
与赵普情状相仿，其他“居潜旧臣”所任新官，亦都属朝廷要职。如吕余庆召拜给事中、充端明殿学士。端明殿学士亦属枢密院的重要职官。据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后唐明宗“既不知书”，而心腹枢密使安重诲又为“武人”，所以在宰相的定见下始设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参谋”，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载，其人在朝堂上班位仅在“枢密使之后”。虽同属枢密院职事官，但与枢密曲学士稍异，端明殿学士侧重于“备参谋”，所以吕余庆随即出掌俗称“南衙”的开封府。不久，宋太祖别离统军亲征潞州、扬州叛军，都命吕余庆出任东京副留守，镇守汴京开封城底子之地。
别的两位幕府文职成员，刘熙古被召任左谏议医生，出知青州，沈义伦官户部郎中。北宋前期官造以官（寄禄官）、职、差遣别离为其特色，但在宋初，官与差遣尚未如斯后那样截然别离，其时掌管朝廷财权的三司尚未成立，所以沈义伦出任郎中之户部，乃掌朝廷赋税之所在，故户部郎中属于实职。又其时赵宋政权所能控御的边境四边，北为强敌契丹与其属国北汉，西南为占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南在长江一线与南唐、荆湖相距，仅有东边今山东地域可说是宋之大前方，而青州（今山东益都）乃东疆重镇，宋太祖特命刘熙古出镇青州，可见其对昔日幕僚的倚重。
宋初，枢密承旨亦为枢密院的重要职事官，但一般由武臣担任；军器库，乃朝廷武库之所系。武德使乃武德司长官。武德司，在宋太宗承平兴国年间改为皇城司，史称其“掌皇城管钥、木契及命妇朝参显承殿内取索事”。武德司兵卒还有负有“廉察”仕宦之责。据《文献通考·职官考》载，皇城司有“亲从官数千人”，但其实不属殿前司管辖，“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即由此到达使宿卫皇宫、天子的殿前司、武德司（皇城司）互相牵造、抗衡的目标。宋太祖录用其武职幕僚李处耘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王仁赡为武德使、楚昭辅为军器库使，可见其用人之深意。
由此，宋太祖在不改动本来机构和撤换原有官员的情状下，虽外表上“不亟于酬功”，然通过将心腹“居潜旧臣”放进朝廷遍地关键关键部分任职，以较低的官职执掌现实权柄，从而平稳地构建起完全听命于本身的新中心权利中枢，并初步奠基了赵宋王朝在国都开封表里的统治。
由此，后周三相范量、王溥和魏仁辅虽仍被新朝所留用，但已被静静挤出中枢决策机构，而次要处置国度行政事务。不外，做为被留用的前朝宰相，天然经常会碰着为难之事，那些胜利拥护新天子登基的开国功臣们，其实不太将范量等宰相放在眼里。如在陈桥叛乱后进进开封城时杀死韩通的禁军将校王彦升，此时任京城巡检，有一次趁夜间巡查之机，闯进宰相王溥家中，说是欲求“一醒”，而其“意在求货”。固然宋太祖获知此过后，立即将王彦升贬官赶出了京城，但此一事务对那些后周旧臣带来的心理冲击恐怕是很难随便消磨掉的。
宋太祖赵匡胤
并且，宋太祖固然外表上对范量等人礼遇有加，但本色上仍是怀有戒心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沉着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进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造，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范）量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武，每事辄具札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斯，则尽禀呈之方，免妄误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觅废，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量等始也。”即在唐五代时，宰相至朝堂上面见天子议论国度大政，天子肯定命其坐下商谈，配合议政，并沉着赐茶而退下。但做为前朝旧臣的范量等三相因“稍存形迹”，便起头改动那一传统做法，每事都进呈札子（奏章）给天子，待天子批阅后施行，称如斯可使本身“免妄误之失”。关于范量等人如斯行事的原因，宋人称其“惮帝英睿”，当然那只是一句排场话罢了，其实正原因仍是在于他们那颇有些为难的身份。一心欲强化皇权的宋太祖天然乐于承受。尔后因为用奏章处置政事的情状越来越多，宰相见天子“坐论”国度大事之礼遂被废行。
关于此“坐论”礼的废行，宋人条记中还有别的一种说法，如《邵氏闻见后录》有载：“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太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量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量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往其坐矣，遂为故事。”即称当范量等人上殿奏事时，宋太祖遁词臣僚奏章文字不清，让范量等上前阐明，并乘机令人将宰相的座位挪走，而老于世故的范量等人天然大白天子的意图，默然承受，于是“坐论之礼”就此被废行。固然《宋史·太祖本纪》称誉宋太祖为人“量任天然，不事卖弄”，其语不无宋人夸饰的成分，但总体而言，宋太祖不失为一坦荡率曲之君主，绝不至于如邵博所言，待人处事如斯小鸡肚汤。不外，那一传言却是颇为形象地描画出范量等人“在人屋檐下”的为难境遇。所以史载宋朝甫立，范量便称“被疾”，魏仁浦亦“以疾在告”。
建隆元年八月，赵普因从天子征讨潞州叛军李筠之功，宋太祖特意吩咐宰相说“赵普宜在优等”，而擢为兵部侍郎，充枢密副使。了然天子心意的范量，遂上章疏奏请道：“宰相者以举贤为本职，以掩善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开物成务。”恳求天子擢任端明殿学士吕余庆、枢密副使赵普掌国政。由此大白表达了本身与其虚居相位，不如一退了之的设法，让天子的幕府旧僚出任宰相，使名实相符。但宋太祖仍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未予摘纳。至建隆三年六月，枢密使吴廷祚罢；十月，赵普升补其职，另一位幕府旧臣李处耘递补枢密副使之职。乾德二年（964年）正月，因范量等三相屡次求退，而赵普等幕府旧臣已能胜任军国重事的处置、治理，宋太祖遂同日撤职范量、王溥、魏仁浦三人宰相之职，范量任太子太傅，王溥任太子太保，魏仁浦仍官尚书左仆射，而拜枢密使赵普为宰相，录用李崇矩为枢密使；随后又以昔日幕僚王仁瞻为枢密副使。至此，留用的后周宰执官全数由宋太祖的心腹大臣替代，“居潜旧臣”全面“得政”，而“创业之君”的改朝换代之“流程”最末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