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贺与远辇
中原文献称唐代契丹君长姓大贺氏，辽朝文献则谓建国以前统治者为远辇氏，若何将二者拼合起来，是《辽史》纂修者面临的一大难题。《世表序》云：“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武后遣将击败其寡，大贺氏微，别部长过折代之。过折觅灭，迭剌部长涅里立迪辇组里为阻午可汗，更号远辇氏。唐赐国姓，曰李怀秀。既而怀秀叛唐，更封楷落为王。而涅里之后曰耨里思者，摆布怀秀。楷落至于屈戍几百年，国势复振。”②那段序文归纳综合了元朝史官关于所谓大贺、远辇易代之际的根本熟悉，涅里（又译做雅里）立阻午可汗标记着大贺时代的末结、远辇时代的起头。《营卫志·部族上》“远辇氏八部”下云：“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鼻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即故有族寡分为八部。”③与《世表序》所述完全吻合，则此当为元朝史官的一贯揣度。《世表》注释末尾交代了那一揣度的根据：“萧韩家奴有言，先世远辇可汗洼之后，鼎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辽史参考，大贺氏绝于邵固，雅里所立则怀秀也，其间唯屈列、过折二世。屈列乃可突于所立，过折以别部长为雅里所杀。唐史称泥里为可突于余党，则洼可汗者，殆为屈列耶？”④所谓“以唐史、辽史参考”再大白不外地点出其将两个差别系统素材停止对接的事实。
关于大贺氏，现存文献中较早的记载见于《旧唐书·契丹传》与《唐会要》：“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⑤此二书的配合史源当为韦述《国史》，记有唐一代契丹史事，仅称大贺氏而未见远辇氏之名。《册府元龟》引《后唐明宗实录》曰：“契丹之先大贺氏，有胜兵四万，分为八部。每部皆号大人，内推一报酬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保机为主，乃怙强恃勇，不受诸侯之代，遂自称国王。”⑥《五代会要》与《旧五代史》所记事务脉络略同⑦，皆称阿保机建国乃承自卑贺氏，全然不见远辇之陈迹。《新唐书·契丹传》的表述则更为明白：“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其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时耶律阿保机建鼓旗为一部，不愿代，自号为王而有国，大贺氏遂亡。”①迳以阿保机建国做为大贺氏末结之标记。曲到宋朝官方所修《会要》仍然延续了如许一种脉络②，可见在唐宋文献关于契丹建国以前汗青的支流论述中，大贺氏贯串唐代始末，底子没有远辇的位置。
远辇氏次要最集中见于《辽史》，构成了辽朝官方汗青论述的起点。如兴宗朝史官萧韩家奴云：“臣闻先世远辇可汗洼之后，鼎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认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远辇氏同。”③是以远辇比附华夏文明之起点。又如《辽史·礼志序》云：“自其上世，缘情造宜，隐然有尚量之风。远辇胡剌可汗造祭山仪，苏可汗造瑟瑟仪，阻午可汗造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④此段的间接来源当系陈大任《辽史·礼节志》，而原始内容则本自辽时响应志书，此中亦称远辇为“上世”，辽朝各项契丹本族礼俗皆为其时所立。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⑤。此次纂修之书亦名“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远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⑥，将远辇做为建国前史的时间上限。除《辽史》外，远辇还散见于辽朝汉文及契丹文墓志，如大安六年（1090）《萧袍鲁墓志》称：“自远辇建国以还，洎太祖开国而下，文武奕代，将相盈门。”⑦遍检辽朝文献关于建国以前的论述，丝毫看不到所谓大贺氏的记载，所有明白可考的汗青皆从远辇起头。
不难看出，中原文献所记唐代契丹姓大贺氏与辽朝文献所记建国以前为远辇氏，本来是关于契丹早期史两个泾渭清楚的论述系统。跟着人员、信息与文本的畅通，从北宋中期起头，个外史家有时机同时面临那两种论述，并做出弥合二者的测验考试。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唐代契丹史事曰：“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认为约本如斯，不敢争。某部大人远辇次立，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收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认为远辇不任事，选于其寡，以阿保机代之。”⑧此中呈现的“远辇”为中原野史之首见，只不外此处的远辇被描述成契丹八部中一部之君长，因不任事而被阿保机代替。欧公那一全新信息的来源当为舍辽进宋的回明人赵至忠，此人于庆历元年（1041）南回，屡次供献与契丹汗青、现实有关的册本地图，构成了宋仁宗朝关于北方常识急剧更新的次要动力。《通鉴考异》引赵氏《虏庭杂记》云：“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爱其雄勇，遂退其旧主远辇氏回本部，立太祖为王。”⑨所谓“旧主远辇氏”如此显即《新五代史》所本⑩，只不外赵至忠原义为阿保机以前的契丹可汗统称远辇氏，到欧阳修笔下则酿成了另一番容貌，足见中原史家对辽朝建国以前史事隔阂之深。
假设说《新五代史》的测验考试只是北宋人偶尔猎奇之举，那么关于辽朝消亡之后负责纂修《辽史》的金元官而言，若何调和两种差别论述间的矛盾，就成为不能不起首处理的难题。从现存材料的史源阐发可知，金章宗期间成书的陈大任《辽史》就已经起头测验考试处理那一问题。今本《辽史·兵卫志》序文曰：“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远辇氏代大贺氏，军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①按此序乃元朝史官以陈大任旧史《兵志》之文为蓝本，稍加增纂而成②，所谓“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如此不见他处，却能得到《营卫志·部族下》所记阻午可汗分部情状的印证，当非元人所增，而系陈史旧文，则金修《辽史》已将中原文献所见大贺氏拦腰截断，并与辽朝文献之远辇相跟尾。那一揣度另有其他佐证，《天文志》“上京临潢府”条下有勒得山，“唐所封大贺氏勒得王有墓存焉”，又“宁州，本大贺氏勒得山，横帐管宁王放牧地”③，今本《天文志》系以陈大任旧史《天文志》为现成蓝本，稍增以南朝文献，此二条所记内容、文风与志文主体部门相合，不见于中原文献，当即摘自陈史旧文。
由是可知，元修《辽史》将大贺与远辇对接的汗青论述实承自陈大任旧本，且陈氏将雅里“逊不有国”做为“远辇氏代大贺氏”之初步，事实上奠基了元人修史以承受雅里让位的阻午为远辇首任可汗的逻辑根底。只不外金修《辽史》尚处于模糊对应的初级阶段，至元末再修之时又做了进一步细化，并在全书加以贯彻，最末使其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总体框架。
为明白元修《辽史》的细化过程，可将其时所见两个文献系统的大致情状归纳综合如下。中原文献（次要为《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梗概：开元十八年（730）契丹衙官可突于杀契丹王邵固叛唐，另立屈列为王，二十二岁暮另一衙官李过折杀可突于、屈列降唐，二十三年李过折又为可突于余党泥礼所杀，天宝四年（745）契丹王李怀秀（节）降唐，继而叛唐，安禄山征讨。辽朝文献包罗：《皇朝实录》称阿保机七世祖涅里立迪辇组里为阻午可汗；耶律俨《纪》称“太祖四代祖耨里思为迭剌部夷离堇，遣将只里姑、括里，大败范阳安禄山于潢水”；《萧韩家奴传》称“臣闻先世远辇可汗洼之后，鼎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元人在此根底上的比定对应工做次要有二，其一是将辽朝文献所记阿保机先祖涅（雅）里比附为《旧唐书》所记可突于余党泥礼，“泥礼，耶律俨辽史乘为涅里，陈大任书为雅里，盖辽太祖之鼻祖也”④；其二是将辽朝文献中的阻午可汗迪辇组里对应于降唐复叛之李怀秀，太祖四代祖耨里思“恰当怀秀之世，怀秀固远辇氏之首君，为阻午可汗明矣”⑤。
通览《辽史》全书可知，大贺与远辇的对接是金元史家契丹早期史看的核心枢纽。为了弥合差别系统的记载矛盾，其次要工做分为三步，而三者皆难称允当。（一）将阻午可汗设为远辇首任可汗显然与萧韩家奴之说不符。萧氏称雅里立阻午之前有“先世远辇可汗洼”如此，可知辽人关于远辇的记忆绝不始于阻午之立。（二）泥礼与涅礼读音虽近，但事迹、时代不无龃龉。在辽朝官方记载中，涅里为阿保机七世祖⑥，耨里思为四世祖，依此则二人相往恐近百年，然元人既称涅里立阻午可汗，又称“涅里之后曰耨里思者摆布怀秀”，且均系于开元天宝之间，诚可谓自相矛盾。（三）阻午可汗与李怀秀的对接并没有实据。据中原文献记载，李怀秀于天宝四年九月叛唐，安禄山讨破之，五年四月唐廷已立楷落为契丹王，至十年方有潢水大战，其时契丹可汗早已不是李怀秀，将其与阻午可汗对应更是天南地北。
宋、金、元三朝史家皆试图将辽代文献与中原文献本来泾渭清楚、互不兼容的内容拼合起来，反映出传统史家的某种思维共性。现实上，中原文献与辽朝文献完满是两种差别的、相互独立的汗青论述系统，有着悬殊的线索和逻辑，各自又都存在深条理问题：中原文献所记“大贺氏”本就是莫须有的①，而辽朝文献少之又少，背后还可能隐躲着契丹王朝的自我建构因素，使得简单的线性拼接变成几乎不成能完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