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西周的政治轨制，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如许的面孔：以品级轨制为体、礼乐轨制为用的森严政治系统。在做为轨制根底的“品级轨制”，此中更具代表性的则是将贵族爵位由高到低依次分为“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造，在五等爵划分的根底上，器用、服拆、乐舞等均以爵位凹凸为根据，构成了严厉而明显的“礼乐轨制”。
人们曾经对西周存在五等爵造一说坚信不疑，并将此做为西周政治轨制的重要基石，例如墨绍侯在《军功爵造研究》一书开篇就说：“周代确实存在过公、侯、伯、子、男的册封造是无可思疑的。”并认为五等爵造是后世秦汉军功爵造的前导发轫。
现实上，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造的材料，最早仅可逃溯至春秋期间，如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国语》中，周襄王逃溯其先祖事迹时说：“昔我先王之有全国也，规方千里认为甸服，以供天主山水百神之祀，以备苍生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在战国期间成书的《孟子》中也有“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统一位，凡五等也。”同时，我们也应当重视到，孟子也认可西周的爵造“其详不成得闻也”。
根据政治轨制开展的一般法例，一项轨制的开展一定是从粗陋向精巧、从紊乱向严整开展的。而传说中构成于西周王朝成立初期的五等爵造则过于严整标准，让我们不能不思疑那项轨制能否实正存在过。
记载五等爵造的文献最早呈现于春秋晚期，此时往西周肇建已远，以此断言西周已经存在五等爵造似有武断的嫌疑。而如今，我们已经陆续发现了上万篇西周期间的青铜器铭文笔录，那些笔录均为反映西周期间社会生活的之一手材料，我们能否能从中找到有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造的笔录，并证明文献中严整标准的五等爵造确实存在呢？
先说结论，在浩如烟海的铭文笔录中，“公、侯、伯、子、男”五个代表身份的文字确实存在，但是认真梳理相关笔录，以“公侯伯子男”划分的五等爵造可能其实不存在。
在对此停止梳理之前，必需先对关键问题停止定义——“爵位”是什么？“爵位”在社会生活中有什么表示？笔者认为，所谓“爵位”应当指一种特殊的贵族身份，那种身份必需是可持久世袭的，因而其在统一家族中应当具有相当的不变性；而根据“五等爵造”，爵位与政治地位、器用规格息息相关，差别的爵位之间应当有差别的地位，越是高档的爵位拥有的特权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根据如许的逻辑，我们来检视一下金文铭文中与“公、侯、伯、子、男”有关的笔录，就能够搞清晰那些身份与五等爵造能否相关了。
公爵：王朝重臣的尊称
起首是爵位之首的“公”，在金文铭文中，“公”次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贵族身后拥有的尊称，另一类则是贵族生前就拥有的尊号。
夨令方彝，西周青铜器，通高 34.1 厘米，口长 19.3 厘米，现躲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前一类“身后尊称”数量较多，如西周早期的闻名青铜器利簋，其铭文的结尾为“做檀公宝尊彝”，此中的“檀公”既然需要以“宝尊彝”纪念，天然为“身后尊称”，那种尊称利用极为普遍，也与政治地位没有什么联络，因而我们不将其列进讨论；
后一类“生前尊称”的数量较少，但是极为重要，我们起首来看西周早期周康王时代的重要器物夨令方彝，其铭文为：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令郎明保，尹三事四方，授卿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大意：八月甲申，周康王号令周公之子明保统辖“三事四方”，将卿事寮交给他掌管……十月癸未早晨，明公抵达了成周……）
那篇铭文中，明保是周公旦之子，在获得了天子“尹三事四方，授卿事寮”的录用之后，则被称为“明公”，如许的改变表示明保并未继续周公旦“公”的“爵位”，只是在承受了天子的录用之后才成为了“公”。
当然，一些汗青喜好者会辩称周公旦的长子为鲁国国君伯禽，周公旦的“公爵”应当是传予长子伯禽，因而明保才没有继续爵位，在天子封爵之后才晋升“公爵”。
鲁侯簋，西周早期青铜器，通高 22.2 厘米，口径 20.7 厘米，重 4.1 千克，现躲上海博物馆。该器的铭文中提到，鲁侯跟随“明公”在进攻东国的战争中立下了勋绩，由此可知，鲁国国君被称为“鲁侯”，而周公旦的所谓“公爵”并未传予伯禽一系
然而，上海博物馆馆躲的鲁侯簋铭文则表白那种说法可能其实不那么站得住脚：
隹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才遣，鲁侯又繇功……（大意：天子号令明公役遣三族进攻王朝东部，在遣地，鲁侯做战有功……）
在铭文里，进攻东国的总批示是领受了王命的“明公”，鲁侯跟随明公获得了战功。由此可知，鲁国国君被称为“鲁侯”，不管那位鲁侯是初代鲁侯伯禽仍是其后代，都能够证明周公旦的所谓“公爵”并未传予伯禽一系。
综合夨令方彝的铭文，我们能够看出，明保被尊称为“公”并不是因为其父为周公旦，而是获得了“尹三事四方，授卿事寮”的录用，那与爵位的定义相往甚远。
无独有偶，西周的另一件与“公爵”有关的青铜器也可证明“公爵”与录用有关，而非继续自父祖。现躲于首都博物馆的班簋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政治轨制供给了重要的根据，其铭文中有：
隹八月初吉，才宗周，甲戌，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做四方亟……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呈戈]人伐东国……（大意：八月甲戌在宗周，周穆王号令毛伯接替虢城公的职位，庇护天子，率领四方……穆王号令毛公率领各邦国君长、步卒和车兵、[呈戈]人进攻王国东方……）
在班簋铭文中我们也看到了和明保称“公”类似的情状，铭文中的仆人公毛班最后被称为“毛伯”，在承受了“虢城公服”、受命“屏王位，做四方亟”之后，才被称为“毛公”，换言之，毛公的“公爵”也是在承受了王命，成为王朝重臣之后才拥有的特殊身份，而非继续自其父祖（毛伯一系同样源自周公旦）。
“公”本来的含义应当是对高龄长者的尊称，如周人的先祖“公刘”、周文王的祖父“公亶父”等，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之称唤位高权重的王朝重臣尊称，则是“公”原始含义的延伸。
所以，“公”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确实呈现了，但是那个称唤次要是用于尊称王朝重臣，而与五等爵造中更高等的“公爵”并非一回事。
侯爵：王朝的边境重臣
在五等爵中，独一能够称得上是“爵位”的当是“侯”，“侯”最后的含义应当与军事有关，有人认为“侯”本来是指操练射箭用的皮箭靶，引申为在行射礼时断定胜败的官员；还有人认为“侯”本来是指做战前侦查敌情的“标兵”，天子在王国周边成立“侯”国，恰是让他们行使“标兵”的本能机能，与外敌周旋，保卫本身的国度。我们将西周、春秋期间最为活泼的一群人称为“诸侯”，恰是字面意思——浩瀚的侯们。
现实上，许多我们认为是“公爵”的贵族，其实正的爵位应当是“侯”，例如鲁国，过往经常认为是“公国”，但是金文铭文展现其爵位为侯，能够证明那一点的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明公簋铭文，例如西周期间的鲁侯熙鬲，其铭文为：
鲁侯熙乍彝，用享䵼厥文考鲁公。
铭文中，做器者为鲁侯熙，做器纪念的是他死往的父亲，也就是上一代鲁侯。他的爵位为“侯”，特殊将父亲称做“鲁公”，阐明我们后世看到的“鲁公”应当是对死者的尊称，而非在其生前利用。
在西周成立初期，为了同时处理殷商遗民的安设、功臣的封赏和边境的不变几大问题，以周公旦为首的周初功臣们创造出了分封轨制，大封诸侯。值得重视的是，诸侯所获得的封地均在王畿之外的边境地域，可见侯爵自己不只是爵位，也是职事，贵族在享受侯爵带来的国内自治之权时，也要履行镇守边陲的义务。
伯爵、子爵：家族之长
在西周浩瀚的铭文笔录中，“伯”的呈现频次极高，大量贵族都以“伯”为称唤，如斯泛称似乎也表现不出“伯”做为“五等爵造”中的一个中高级爵位应有的地位。
“伯”的地位有时候很低，例如闻名的宜侯夨簋铭文中说，周王恩赐宜侯夨“在宜王人十又七生”以及“奠七伯”，就是在赐赉宜侯夨宜地隶属于王室的家族17个以及郑地的7个“伯”，由此看之，“奠七伯”就算地位不低于“在宜王人”，也地位相若，以致于天子能够将其恩赐给新建的诸侯。
“伯”有时候地位又很高，例如上文中毛伯班能够被录用为“做四方亟”的公，又如青铜器永盂的铭文中，重臣益公将天子的号令交给“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五位大臣施行，可见井伯、荣伯等人应当是王朝内部地位仅次于益公的重要臣僚。
柞伯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现躲中国国度博物馆
在一些铭文中，“伯”以至能批示在“五等爵”系统中地位更高的“侯”，如柞伯鼎铭文中说：
隹四月既死魄，虢仲令柞伯曰：“才乃圣祖周公繇有功于周邦。用昏无殳，广伐南国。今汝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令蔡侯告征虢仲、遣氏……（大意：四月，虢仲号令柞伯：过往你的祖先周公旦对周王朝有大功，昏国进攻我国的南方，如今号令你率领蔡侯到昏邑。柞伯率军围住了昏邑，号令蔡侯陈述虢仲、遣氏……）
铭文中，虢仲为王朝太师，应该是“公”，他间接号令了身为“伯”的柞伯，柞伯在做战中率领了身为“侯”的蔡侯，而且指派其传递动静，其地位应该远高于蔡侯。
那种飘忽的地位让我们无所适从，但是假设我们不将“伯爵”看成一级爵位的话，问题将迎刃而解。在中国古代，“伯”经常做为行辈呈现，即家中排行为“伯、仲、叔、季”，“伯”为长子。根据周代的嫡长子继续轨制，家中的长子“伯”就天然会成为宗族的长子，因而，“某伯”现实上就是某族族长的代称。宗族之间地位差别，有的宗族昌隆兴旺，在朝廷内影响甚大，因而“某伯”的政治地位就高，有的宗族势小力衰，因而“某伯”的地位天然低贱。
与“伯”相类似的则是“子”爵，在金文中称“子”的贵族为数很多，但是细细察看，能够发现“子爵”多栖身于三门峡以东的王朝东方地域，即原殷商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域。而在殷商，“子”则是王朝身份最为显要的贵族，如商王的亲属们被称为“多子”，子画、子渔、子央等贵族都常伴商王摆布，根据甲骨文中的笔录，“子某”应当是 “某族”的族长，与“伯”相类。
在《清华简·系年》中曾经说“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圣”，此笔录与太保鼎铭文对读，可知录子圣应当就是传统文献中纣王之子武庚的称唤，武庚曾被周武王复立为殷商之主，可见“录子”远非低下的爵位。
杞伯簋，西周期间青铜器，现躲武汉博物馆
在清代道光年间，山东省新泰曾发掘出一批青铜器，均属于名为“每刃”的杞国君主，此中两件青铜器对处理“伯爵”“子爵”问题颇有搀扶帮助，一件青铜簋铭文为：杞伯每刃做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另一件青铜鼎铭文为：杞子每刃做鼎，其万年宝。
那两件青铜器的做器者无疑恰是杞国君主每刃，而每刃自称为“伯”的同时还自称为“子”，表白那两个“爵位”本就是一回事。能够揣度，杞国位于山东半岛，正处于广义的殷商文化的覆盖之下，在殷商事后，身为夏王朝遗族的杞国又得到了周王朝的礼遇，因而，那个国度的君主摘用了商周两族的礼法，因而将“伯”和“子”混用，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错误。
可见，“伯”和“子”都不是爵位，而是对宗族族长的敬称。
男：少见的称呼
在青铜器铭文中，“男”甚为少见，但是从仅有的一些证据来看，“男”存在，却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爵位。
在夨令方彝的铭文中说：
明公朝至于成周。诞令舍三事令。暨卿事寮、暨诸尹、暨里君、暨百工。暨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大意：明公早晨抵达成周，向“三事”公布号令，包罗卿事寮、寡尹、寡位里君以及百工。向“四方”公布号令，包罗诸侯，侯、田、男。）
在那段铭文中，“男”呈现了，但是似乎包罗在了“诸侯”之中，是“侯”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然而，在《清华简》中发现了一篇《封许之命》，应当是周初周成王封爵许国时的王命笔录。根据《封许之命》的说法，许国的始封之君吕丁应当是侯爵，与鲁侯、齐侯一样是为王朝镇守边陲的封疆诸侯。因而，许男和许侯现实上是一回事，至于“侯”若何变成“男”则仍有待稽考。但是能够揣度，“男”应当是某一类特殊的“侯”，而非独立的一级爵位。
综上，至少在西周时代，“公、侯、伯、子、男”严整地等差摆列的“五等爵造”是不存在的，除了“侯”之外其他“爵位”更像是一些利用随意的称唤。然后来我们熟知的“五等爵”，应当是春秋期间周王朝瓦解之后，全国诸侯们为了成立次序摘取的新轨制，在此轨制中沿用了西周期间的五种称唤，因而让后世产生了西周存在“五等爵”的误会。
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