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民国时期的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老蒋为了管理全国，而指派其亲信或者拉拢对象作为其代表而设立的机构，和平时期相当于民国的封疆大吏，战时则相当于督军，根据管理需要可以在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中游走。
绥靖公署
- 绥靖公署的演变历史
绥靖公署是民国时期设置的机关，简称绥署，是在作战区域或非作战区负责指挥局部战争，组织训练兵员，征集军粮，并全权指挥其所辖省县级行政机关，以区域或绥靖公署所在地为名称。动员戡乱体制由来已久，最初来自于绥靖体制。绥靖的本义是指维护地方治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1926年广东南路行政委员公署下，行政委员甘乃光，报告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因阳江地区土匪和流民太多，所以成立绥靖委员会处理相关事宜，并附上了组织法等。绥靖委员会主席由中共党员陈章甫烈士担任。陈章甫在报告中汇报了派军剿匪，组织农会，安置流民等成果。广东南路行政委员公署在回文中予以了充分肯定，并上报广州国民政府，希望照此经验来成立绥靖委员会。
陈章甫烈士
不过随后设立绥靖区的初衷就变味了。1930年，老蒋为了剿共，开始将全国划为若干绥靖区，在绥靖区中心城市设立绥靖公署，负责指挥区内军事和控制区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全国共设绥靖公署十余处。绥靖公署设主任一人，一般为上将军官，由国民政府特任，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受军政部部长和参谋总长指挥。绥靖公署在战区指挥所辖省县行政机关，按《绥靖公署组织条例》设立，负责训练兵员、征集军粮等战争事宜。根据规定，绥靖区内部队、地方县政府及水陆公安警察，保安队和民团，绥靖主任可随时指挥调动。绥靖公署内设参谋长和参谋、经理、军法等处，承绥靖主任指挥，分管各项事务。
- 绥靖公署的功能
民国时期总共出现过41个绥靖公署，根据需要裁撤或者增设。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在西安设置绥靖公署。1931年7月，西北行营副主任杨虎城出任行营代主任。1932年1月2日，西北行营改称西安绥靖公署（也称驻陕绥靖公署、陕西绥靖公署），驻西安新城。绥署各处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各处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西安绥靖公署所辖部队，除第十七路军外，还包括甘肃等地一些接受番号的地方部队。
西安绥署驻甘行署于1932年6月至1933年9月13日，在兰州设立。邓宝珊为行署主任，代替陕军将领孙蔚如主持甘肃宣慰使署。续范亭为行署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行署机关连同直属特务营、教导队，官兵不足1,000人。名义上指挥驻甘各部队，陕军孙蔚如第十七师，陆军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李贵清新编第十旅、石英秀新编第十一旅、马鸿宾新编第七师、马步青暂编骑兵第二师等，但邓宝珊不能调动这些杂牌军，他们对邓宝珊只是表面上的从属关系，后于1933年9月第一次裁撤。西安事变后，1937年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等所有一切职务。1937年5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和第十七路军及其总指挥部。
1947年3月4日第一战区改组为西安绥靖公署，目的也是为了方便在大西北剿共，胡宗南任主任。因小雁塔区内房舍有限，仅绥署办公厅、第一处、第三处、副官处、机要室、研究室等单位驻此，而绥署的其他处室仍分散驻扎在外。辖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辖3个整编师，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辖3个整编师，及整编第十七师等4个整编师，另有2个新编旅、2个骑兵旅、4个炮兵团和绥署直辖特种兵部队5个团，合计为24个整编旅约18万人，分布在陕西、豫西、晋南和陇东地区。指挥驻陕、甘、宁、青的地方部队、保安团队和民团武装。1949年9月16日，由于胡宗南在西北节节败退，已经无法撑起这么大个摊子，西安绥靖公署改编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
胡宗南
绥靖公署也被老蒋用于收编各地军阀势力，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安插其中，以更好控制和拉拢地方势力。1935年2月2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王龙云为“中央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一纵队（由吴奇伟中央军4个师组成）、第二纵队（由周浑元中央军4个师组成）、第三纵队（由孙渡滇军4个旅组成）、第四纵队（由王家烈黔军4个师组成，犹国才升任纵队司令）、第五纵队（由李云杰师组成）、第六纵队（由郭勋祺川军1个师组成）、第七纵队（由李韫珩1个师组成）、第八纵队（由上官云相中央军2个师组成）。
1935年5月中旬，老蒋亲赴昆明安抚龙云，但凡龙云要求老蒋补发的各项费用，都从先应允，并口头给龙云，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1936年1月，我军长征到达贵州毕节，4月28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匪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郭汝栋、樊崧甫、李觉3个纵队入滇。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得到好处的龙云表态支持老蒋。8月2日老蒋兑现承诺，宣布撤销滇黔剿匪总司令部，改设“滇黔绥靖公署”，龙云为主任。
龙云
但是随着目的达成，老蒋也有过河拆桥的一天。抗战胜利后，老蒋声望如日中天，于是开始对非嫡系人马削弱权力，1945年7月滇黔绥靖公署于是被裁撤。1945年10月3日，在老蒋的授意下，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十·三”政变，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云南省政府主席由卢汉续任。10月4日晨，龙云脱险上五华山，抗拒蒋介石的命令。10月6日，龙云被迫飞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没有实权的闲职。
- 汪伪政权山寨版的绥靖公署
抗战时期，汪精卫叛国投敌，汪伪政府高举“曲线救国”旗帜，1943年为适应战时体制，也为了显示自己继承衣钵。汪精卫将汪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置于新设的最高国防会议之下，撤销编练总监公署，其职权转到陆军部，其伪军在日占区整编为方面军与绥靖公署。其中的绥靖公署有：
淮海绥靖公署，郝鹏举为主任。下辖伪军和平建国军第二十八师、第33师、第35师、独立第11旅、独立第12旅、独立第18旅。活动范围在苏北、淮北地区。
杭州绥靖公署主任为丁默村，下辖伪军和平建国军第十二军、独立第4旅、独立第6旅、独立第11旅，活动范围在浙江地区。
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为叶蓬，下辖伪军和平建国军第11师、第12师、第29师、暂5师、独立第3旅，活动范围在湖北和河南、安徽的一部分。
广州绥靖公署的主任为褚民谊，此外还有苏州绥靖公署，蚌埠绥靖公署。
行营
- 行营的诞生
民国时期的行营早在1930年就已经存在。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攻入关中从刘郁芬西北军手中占领西安后，老蒋即命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顾祝同率嫡系黄杰、陈继承等紧随其后跟进，移驻潼关至华阴、华县一线。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后，11月13日顾祝同在潼关将洛阳行营改名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西北行营（陕西省称之为潼关行营），负责指挥协调西北陕、甘、宁、青诸省军事，杨虎城为西北行营副主任。1931年7月杨虎城代理西北行营主任职务。1931年秋，西北行营迁至西安“新城”内办公。杨仅设立行营办公厅、参谋处、副官处和机要科，负责处理行营的日常事务。其他军事业务，由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有关处科兼办。1932年1月2日西北行营改组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为西安绥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
顾祝同
而行营被正式规范是在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国民政府决议重设军事委员会，设委员7人至9人，并于1932年3月1日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1932年3月8日，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汪精卫、朱培德、何应钦、唐生智、陈绍宽、陈调元等出任委员。
而行营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派驻各地的军事机关，行营主任代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职权，行营主任大多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员担任。1938年12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组织大纲》。其中规定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其职掌包括统率、军费、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及少将以上将官任免之权利，所有决议须经出席委员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并规定，如多数委员不在军委会所在地时，主席与委员一人有决定处置之权。
- 行营的作用
民国时期全国共曾出现15个行营。在不同时期里作用也是不同的。在全面抗战未爆发之前，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原则下，行营也是老蒋用于剿共的军事机关。1933年5月21日，南昌行营宣告成立，成为发动对我军第五次“围剿”的总指挥机构。1933年5月30日，老蒋发表《咨行南昌行营成立暨启用关防日期由》：“本委员长在赣督剿匪，设南昌行营，以为统一军事机关，业已正式成立。”下设三部四厅和十二处，以及“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和“南昌行营临时感化院九江分院”。南昌行营直到1935年2月16日才撤销。
而老蒋在西安事变前后到全面抗战转变时期，行营起着过渡作用。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通过的《陕甘善后整理办法》，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1937年1月5日于潼关组建西安行营，“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指挥第二、三、四、五集团军，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行营负责西安事变善后，统筹西北剿共军事政治指挥。2月7日，中央军宋希濂师等部进驻西安及陇海铁路沿线各要点。1937年2月9日，顾祝同自潼关到西安就职，在南院（前“西北剿总”址）设立行营办事机构（后增委何柱国为行营副主任）。行营参谋长为赵启禄，以下初设军事、军需、电讯、机要等科室，并重建政训处。
顾祝同执行蒋介石的密电指令，分化收编并逼迫东北军迅速离陕，行营副主任为东北军的何柱国，随后又促使杨虎城辞职出国，并开始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同我方代表周恩来等进行谈判。1937年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一字第3125号训令”颁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筹陕甘宁青四省国防之设施，及整饬指挥各部队肃清匪患，并处理善后与指导民众组织训练起见，特设西安行营主持办理”。
1937年9月，原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陆军上将蒋鼎文接任西安行营主任，后西安行营机关迁驻新城内。行营参谋长改为李家鼎。总参议张炯，下设办公厅（辖秘书、人事、机要、情报4个科）、第一厅（主管军事，辖4个业务组）、第二厅（主管政治党务，厅内设制同前者）、总务处、交通处、政训处、设计委员会，并代管军政部驻陕军需局等单位。其中，第二厅中将厅长为谷正鼎，少将副厅长顾希平，刘英士、李贻燕等分任4个业务组的少将组长。政训处少将处长为任觉五。1937年秋，蒋鼎文领导西安党政军宪警特等单位头目秘密成立西安行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推进西北防共限共活动的最高领导、决策和协调机构。1938年6月，孙蔚如被排挤出西安，蒋鼎文以西安行营主任身份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长江以南各战区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宣布调整全国战区，其中包括取消西安行营，在西北另设天水行营。1939年1月以西安行营为基础成立第十战区。
1945年2月11日设立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下辖第一战区（陕西、豫西）、第五战区（豫南鄂北）、第十战区（大别山）。根据李宗仁的说法，汉中行营“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份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至于地方上的行政和党务工作，更是鞭长莫及。”李宗仁之所以甘愿放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实职，是作为交换条件保住当时桂系唯一的省份地盘，即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此前昆仑关战役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因督战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1940年5月15日桂林行营撤销，白崇禧调回重庆任参谋次长，桂林行营改设为桂林办公厅。1945年9月1日，正值国共重庆谈判，华北地区战事将起之际，为团结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以共同对付解放军，老蒋正式组建北平行营，原汉中行营机构改为北平行营，还由李宗仁出任主任。
1945年8月31日，东北行营设立，由熊式辉出任行营主任，驻长春，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事宜。实际上熊式辉并不负责军事指挥，而是由1945年10月8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负责作战指挥，保安司令长官关麟征，10月26日杜聿明接任保安司令长官。
行辕主要是行营的改称
1946年8月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取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才纷纷改称为行辕。各地的行营改称为行辕，直隶于国民政府，职权、组织结构照旧行营的模式，换汤不换药。行辕的负责人也为主任，其职责类似清朝的督抚，军政大权两手抓。
其中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辖7个军；1947年8月陈诚接任行辕主任，下辖九省二市；8月22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并入行辕。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任行辕副主任代理主任。1948年6月2日东北行辕撤销，行辕改称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北平行辕 主任李宗仁。下辖第十一战区（北平）4个军、4个整编师，第十二战区（归绥）3个军、1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2个骑兵师。1948年5月北平行辕裁撤，其职权由华北剿总替代。
武汉行辕 主任程潜，下辖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绥靖区 2个整编师。1948年3月武汉行辕改为武汉绥靖公署，6月合并蒋军陆军总司令部九江指挥所，升格为华中剿总。1949年4月之后改组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军统设立的监狱息烽集中营，对外挂牌名是息烽行辕，实质是关押政治犯的场所，我们熟知杨虎城，小萝卜头就被关押于此，主任是周养浩。
息烽行辕
西昌行辕1939年2月设立，张笃伦为行辕主任，以“辅导西康省政”。1946年3月撤销，改设西昌警备司令部。
广州行辕是在广州行营的基础上成立，原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从行营主任改任行辕主任 ，下辖2个整编师。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下辖3个军、3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4个骑兵师。1948年后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地兰州。后又改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1949年春天更换主任为马步芳。
重庆行辕 代主任朱绍良 ，6个整编师。1948年5月，重庆行辕改称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初，张群回重庆接替朱绍良任绥署主任。1949年5月1日，重庆绥靖公署改组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为长官。1949年12月张群辞职，顾祝同接任长官，副长官兼参谋长胡宗南代行长官职权。1950年3月底西昌解放而结束。
综上所述，绥靖公署，行营，行辕是一派相承，其机构的职能大多大同小异，多是用于主管当地的军政大权。这些机构尽管在打击土匪，组织抗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也无法避免这是老蒋用其收买人心，打压异己，和镇压反对武装的公器私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