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男女关系真的那么开放吗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换一种问法，唐代妇女生活是不是真那么开放？毕竟，在男权社会里面男性在男女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妇女们向来是男子的附庸，没有什么自由选择的权力。
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下，男尊女卑思想占主导地位，唐朝时，女性依然处在从属地位，哪怕是女皇君临天下的武则天时代，亦然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武则天本人实际上也坚持“女主内、男主外”、普遍禁止女性从政的传统观念，根本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是，唐代妇女相对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女性，生活更为开放自由，多姿多彩，这却是真实的，而且不仅局限于武则天时代，甚至贯穿了整个唐代始终。
一、未婚女性婚前大胆追求爱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古代婚姻缔结的主要途径，在唐代时，却存在很多未婚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事情，比如宰相李林甫，相传他允许自己的女儿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自己相看贵族子弟，遇到中意的人选可以选为夫婿。
据《太平广记》记载，元和十四年（891），卢储向中书舍人李翱，投寄自己所写的诗文，希望获得李翱肯定，得到推荐。卢储的文卷无意中被李翱的女儿看到了，她对自己的婢女说：“这人肯定会成为状头。”李翱听到后，即选卢储为婿。第二年，卢储果然以第一及第，并迎娶了李翱之女为妻。
另外《南部新书》丁卷即记载，宰相郑畋之女因为欣赏罗隐之诗，有意嫁他为妻。但郑女在帘后窥见罗隐后，发现他容貌丑陋，爱慕之心顿熄。
上述事例都是唐代女子婚前享受部分择偶自由，可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明证。这种情况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也多有体现，如《李娃传》、《霍小玉传》和《莺莺传》等，故事主题都是年轻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大胆追求，而唐代之后，这类文学作品却几乎绝迹。
事实上，唐代社会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相对包容，在法律上也有所体现。《唐律·户婚》规定：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婚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父母的认可，已经建立的婚姻关系，法律是予以认可的；只有未成婚而不尊从长者才算违律。毫无疑问，尊长得主婚权势受保护和绝对确认的，但难得的是，在卑幼无过错的情况下，未定婚而在外自娶，是可以被认可为合法婚姻的，这样开明的律法条款，在封建社会非常可贵。
二、婚后离异与再嫁阻力较小
唐代女子生活的开放性，不仅仅体现在婚前宽松的择偶，也体现在婚后夫妻离异和女子再嫁等方面。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颁诏规定：
“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
女子丧偶后，不管是再嫁还是守节，都是自由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这样规定的初衷是因为隋末大乱人口大减，劳动力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为了增加户口才作此规定。但这客观上为唐代女性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
夫妻无法相处，感情不合时，可以选择利益，对此唐律也有明确规定：
“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夫妻义合，义绝则离”。
当时社会上对离婚和再嫁都有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大文豪韩愈的女儿先嫁李氏，后嫁樊氏，一点问题没有；《太平广记》记载中丞郑昉的女儿，嫁给殿中侍御史李逢年为妻，婚后二人感情破裂，选择离婚。甚至有些夫妻在友好协议分手时，还会有美好的祝愿，比如敦煌出土的唐代《放妻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呈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三、部分女性贞洁观念淡薄，婚后私生活丰富
理学家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以唐朝公主为例，有比较温婉知礼、贤良端庄的公主，比如唐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唐宪宗之女岐阳公主，唐宣宗之女广德公主等。但也有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偷晴，还有唐肃宗之女郜国公主，唐顺宗之女襄阳公主等私生活放荡不堪。
另外还有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原嫁给武崇训，还与武延秀有染，武崇训去世后，直接嫁给了武延秀，唐中宗的皇后韦氏与武三思私通等等，婚外情在唐代上层社会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