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潮发生在春秋战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潮发生在春秋战国，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究其原因，是三个“需要“——下面，分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新的历史条件需要有新的阶层。
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天下土地皆为周天子所有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拥有土地，多数人是依附于王室贵族的奴隶。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僵化，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普通百姓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这种旧的经济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体现出保守落后的特点来，成为思想解放的一大障碍。那些时代的教育也被贵族阶级所垄断，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经济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教育上是“学在官府”，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毫无生机和活力。
春秋时期，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天子对天下的掌控力也逐步下降，落后的奴隶制也在一步步走向瓦解。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为社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各个封国也都争取分权，甚至与周天子抗衡，后者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正在动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是新兴的“士”阶层，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先进人物，在思想和行动上走在社会的前列。
士阶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阶层，原有的卿大夫失去对土地的专控而降格为士，一部分庶民百姓通过努力而上升为士。 学问文化走出官府，这批士人是最大受益者。这一批士人捷足先登，率先投入教育事业，学习新知识，传播新思想，并由教育向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舞台。这些人不再满足于传播六艺的基础知识，而是以私人自由讲学讲授新的思想，培育社会发展的新人才。他们彼此也在思想的交锋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也就成了百家争鸣中的“诸子”。
二、厚积薄发，中华文化需要一次总爆发。
春秋战国时期，也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百家争鸣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准备了思想资源、人才资源，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乃至东亚的历史。轴心时代也不是凭空而来，此前中国文化千百年的积累是其前提；有了前人的积累，才有了百家争鸣的总爆发。
早在殷周之际、中国先人们就创作汇集了《诗》《书》《易》《春秋》等着作，成为中华文化的元典，指引着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和行动，使中国人看到了文明的曙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元典需要有新的解读，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新形势的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们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责任，重新诠释解读元典，《诗经》《春秋》等经典都经过孔子的删订，以崭新面貌呈现给世人。 士人们的事业不仅是旧瓶装新酒，而且是创造崭新的文化。
经典作家们积极地为现实和历史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于是，《论语》《老子》《庄子》《孟子》《庄子》等诸子着作应运而生。诸子们在争鸣之中，一面重新解读元典，一面创作经典，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
三、中国文化需要新的思想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中华文明的走向做了正确的定位，从此后渐渐地建立起中国的文化传统，影响着规定着制约着后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等方面。 从那时起，百家争鸣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使命。
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他们建立起“家国情怀，经世济民”的传统，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己任，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理想，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有了“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忧患意识，有了“仁者爱人，杀身成仁”的救世情怀，有了“明辨是非，舍生取义”的义利观…… 与同处轴心时代的希腊、以色列和印度等古国相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创的思想确实有着独具特色的内涵，指引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实现思想路径，真是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