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哪些处罚方式特别残忍的酷刑？
萨沙的九大酷刑之二—剥皮
剥皮酷刑可谓恐怖之极，而大部分剥皮为活剥，更让人心惊肉跳。
剥皮历史可考证最初的就为三国时期的暴君孙皓。这个有着孙权丰厚遗产的荒唐皇帝，因为酷刑最终亡国。史料中称孙皓将自己认为不尊敬皇帝的大臣剥去面皮，受刑者痛苦不堪，虽然不死，但是此后无法见人，还不如死了。孙皓因为这种酷刑失去东吴民心，最终晋朝进兵的时候，无人愿意为其卖命，很快亡国。
十六国时期的暴君数量是中国历史之最，尤其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多以残暴控制国家。前秦苻生曾经把一些死囚剥去面皮，让他们唱歌跳舞，借以观赏取乐。北齐统治者高氏也惯会剥人面皮。侯景从北齐南逃回梁时，高澄命令逮捕侯景的妻和儿子，先剥下他们的面皮，然后用大铁镬盛油把他们煎死。幼主高恒继承了他的祖父辈和父辈的残暴，经常剥人面皮，亲眼观看被剥者的痛苦之状来取乐。
这些暴政治国的君主都没有长久，很快亡国。
十六国以后，剥皮逐渐减少，但到了明朝到达一个顶峰。朱元璋大力发展了剥皮酷刑，朱元璋对各地官员责治甚严，若有官员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官员贪污的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还要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但文章最初也说了，这种刑法根本没有作用，明朝到了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稍有的几个最为腐败的朝代。
除了处死贪污犯以外，也用来处死叛逆。
康熙年间，甘肃嘉峪关守将程氏父子贪污大量国家拨款，欺君罔上，被康熙下令处死。由于罪行严重，康熙不但降旨将程金山父子三人处死，并用他两个儿子头盖骨反扣在一起，中间用白银雕刻成二龙戏珠镶成鼓架，上下鼓面用他们脊背上的皮蒙制而成一个人皮鼓，再用程金山本人的后脑勺做成一个人头碗。为警示后人，康熙皇帝又在离桥湾城西北200多米处修了一座皇家寺院--永宁寺。在寺院里供着康熙皇帝的龙袍马褂，并把人皮鼓、人头碗悬挂寺院上，每日击人皮鼓以警示后人：“做人要心正，做官要清正”，这两句话在当地百姓间广为流传。它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据说因为人皮比牛皮纹理厚而没有牛皮结实，所以它的声音不如牛皮。
明末农民军的变态将领张献忠，也特别崇尚剥皮酷刑。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目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问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投降了南明，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秦王。他也是个惯剥皮的能手。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杀了陈邦传，并剥下他的皮传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历帝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永历帝不敢得罪孙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知道了，就向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张应科把李如月抓来剥皮。张应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绑在朝门外，又准备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人告诉他：“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骂道：“瞎眼的奴才！这草颗颗都是文章，节节都里忠肠！”不一会，张应科站住右边角门台阶上，传达孙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跪听反贼的命令？”于是步行到中门，向永历帝居住的南宫行跪拜礼。张应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开脊背的皮肤，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喊着孙可望的名字痛骂。剥皮剥到四肢时，把他的手和脚都砍断，再把他翻过来剥前胸的皮，这时李如月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了，仍能听得出是在骂人，直到最后砍断脖子时，李如月才死去。张应科又指使从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渍干，用线缝好，中间塞满草，送到北城门通衢上悬挂起来。
到了近代，凶残的日本鬼子仍然实施剥皮酷刑。红高粱里面的事情有真实历史原型，日本人在当地将抗日分子活着剥皮处死，试图恐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