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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培尔，1962年生于江苏无锡。现任《中国书法报》社长、总编纂，《中国书法》社长、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委员会秘书长，西泠印社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书法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一级美术师、编审。屡次担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做品展、全国篆刻艺术展等展览评委。著有《墨培尔做品集》（山川、书法、篆刻、文集四卷）《非分特别：墨培尔刻心经》《现代青年篆刻家精选集——墨培尔》《中国青年书法家十佳精品集·墨培尔》《中国青年书法家·墨培尔》《亚洲现代书法思潮——中日韩书法及其主义》《林泉高致——墨培尔山川画集》《中国现代书画名家·墨培尔专辑》等。
释教书法与我的书法篆刻创做
墨培尔：释教书法与我的书法篆刻创做
（《释教文化》1993年3至4期文图连载）
伴侣来信，对我的近期做品特殊是一些篆刻做品厚爱有加，许为有几分禅家意趣。自笑之下颇生惶恐，因为我并不是禅道中人，通俗于此虽有些设法，却并没有大的讲究和研究。然转念一想，如今书法篆刻界中论禅说佛者愈来愈多，当时髦水平很类似于近来常识分子的“下海”经商，故像我如许偶涉书法篆刻，无意书坛地位的凡夫俗子，亦无妨“下海”来潇洒一回，以便说上几句。
自从佛祖西来至今，释教在中国并没有同政治合一，那是释教的大幸，也是与之有关的一切艺术的大幸。因为在政教合一的体系体例下，宗教无异将被政治异化和神化；艺术呢，当然也只能成为政治或已被政治异化和神化的宗教的东西，以便用来机械地、根据统治者而非艺术家本身的企图来图解教义。
纵看释教在中国的开展汗青，我们不难窥出，它的昌隆期间恰好也是释教艺术开展的顶峰，并且那时候释教的强盛从底子上说也不是依靠皇帝老子的推崇和崇敬。从某种意义上讲，释教艺术的强盛也是释教可以得到进一步弘扬的重要路子之一。那是因为，布道没有行政的搀扶帮助却获得了优良的效果，
想必路只要两条：一是释教徒本身的以身做则，以便身体力行地再现佛的灵光；二是不竭地进步和完美其布道的办法和手段，在足够表示佛性和本身已被佛化的自性的同时，引发承受者的共喊。我想，灿烂的释教艺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所谓释教书法，回纳起来大致有两品种型：一种是早期的带有明显而强烈的宗教色彩，并与释教典范或教义有间接联络的墨迹或刻石；另一种则是中唐以来禅宗对文艺影响日益扩展后所产生的书法，那类做品从内容上看似乎其实不必然与释教有什么间接的联络，但骨子里大多或多或少地表现了释教特殊是禅宗对书法艺术的渗入和影响。下面拟连系本身的创做实例，分三个部门谈一谈某些重要的释教书法和做品。
一、早期民间释教书法的启迪
说到早期民间与释教有间接关系的书法，我想到的起首是经书。有过敦煌之行的人，感触感染最为强烈的无疑是那近乎神异并神圣的宗教气氛了。但希罕的是，那些从曹魏到北宋的经书假设不谈内容的话，它们所表现的宗教意味在单件或单幅做品中其实不明显，而只要在把它们呈无限摆列或连结窟躲原状时，宗教意味才气得到较为足够的表现。
从那意义上讲，经书在书法本体与释教的有机连系上是不成熟的。因而，我于经书的借鉴，除了从翰墨的角度揣摹以研究其差别的期间、差别类型外，更多的仍是对历代无名经生在艰辛情况下所停止的不懈勤奋和机械反复工做的感慨。假设说我对经书风气和气息有所吸收的话，“有似等闲”一印中那率意横线条的不竭反复同经书的上述“反复”之间，似可牵在一路，固然那种“反复”的含义是判然不同的。
其次是造像记。潜心于“龙门二十品”并对它们顶礼跪拜的书家若到过龙门，想必城市愤愤不服。那是因为，同龙门石窟的总体气焰和精巧绝伦的各类造像比拟，那偏于造像角落、极不显眼且内容简单粗鄙的造像记，无论若何都是那样的卑下和细小。
但若静心细想，却其实不希罕：一方面是造像记的内容同深邃的佛典范籍之间凡是无什么联络，它往往仅是造像出资者及造像的时间、目标、造像工匠的记号等等粗鄙的工具，因而就造像而言其附庸性是毋庸置疑的；二是造像记的做者即工匠的着眼点是造像自己，因为那才是他们艺术创造的底子。别的，因为一般的工匠既非文人又纷歧定是热诚的释教徒，故他们在造像完成后随手凿打的笔录文字，就释教寓意和书法法度而言，它的深浅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假设我们换个角度，即从书法开展史的高度来停止看照，造像记又是极其伟大的。它的伟大所在，恰好又在于造像记的不以为意和见刀见石的实正的金石气息。同时，无意中呈现的造像记自己，也向我们后人展现了在佛的光环之下人的原始价值和创造力量，我的一些做品对造像记的吸收基点正在于此。
例如《中国书法》90年2期中专题介绍的“洞达”和“适己”等印，都是以利落并略带稚拙的运刀，以锋棱毕现的线条和毫无润色的字法构造，极意而发宕。它们所表现出的原始和天然的阳刚之气，堪使尚清雅守法度者看而为之一震。当然能否如斯还看读者明察。
三是摩崖刻石。与释教间接相关的摩崖，较早且名气更大的当推南北朝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一刻，故无妨以此为例。你看那泰山南麓龙泉山谷之中，在六千多平方米的花岗岩溪床上仰天而卧的逾斗巨字，以既不昂扬也不沉郁的雍容态势，悬殊于同时代其它的摩崖刻石。
它的线条，从头到尾既不见方又不见折也不见浅露的矛头。令人称奇的是，虽然经石峪刻石已履历了千余年风雨的侵蚀，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它用笔的提按顿挫和深躲的篆隶意趣。
能够如许说，经石峪金刚经刻石的每一个字，都似气宇特殊的金刚菩萨，或似浑穆简静的得道高僧，在稍稍欹侧和闲逸的外表之下，蕴含了无限的力量。我想不管它的做者是谁，没有超然的心态、绝俗的艺术先天和极大的宗教热情的高度合一，是无法培养如许的佛性与书法完全融为一体的伟高文品的。
“毋安小得”一印是我在数年前摹仿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刻石数遍后所为，但细审之也仅得外相罢了。因为与释教有关的摩崖大多为气焰澎湃沉浑的擘窠大字，所处的位置又往往是在嶙峋的大山之间，因而它宏达的气焰和坚决的性格是不问可知的。近年来，我于巨印及边款的创做上，极喜在未做任何处置的粗拙外表纵意所如，以逃求前人印章或边款中少见的山野气息和天然的金石觉得。愿佛祖助我那类做品，其境其情，可吞吐六合，可驰骋八极。
二、读僧人书法的几点随想
做僧人的人所写的字，都可称为僧人书法。但令人希罕的是，纵看所能见到的古今僧人所遗留下来的墨迹，不管他们自己的佛学涵养或佛界地位若何，其书法与统一时代的一般居士书法家比拟，其佛性和宗教意蕴却其实不必然超出跨越几。例如北宋期间的一些禅宗巨匠，他们的墨迹中所表现的禅味就很难同仅是一般居士的苏东坡、黄庭坚比拟拟。
在历代浩瀚的僧人书法家或书法家僧人中，我特殊喜好和重视的、并对我的书法或篆刻创做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有二位，一位是怀素，另一位则是弘一法师。虽然他们之间相隔千年，但一动一静极为典型。
你看那狂僧怀素“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突然绝喊三五声，满壁纵横万万字”的狂狷之态，以及“尝于故乡种芭蕉万株，以供挥洒”的惊人的书写速度，哪里像一个食素念佛、身披袈裟的出生避世高僧?在我看来，那些超凡的行为清楚是一个擅长演出、会造新闻的名流!
但那一切却丝毫不会影响人们从一卷《自叙》之中窥见其书法的高明绝伦，窥见那绝对纯净的黑色与白色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佛性和禅意。特殊值得一提的是，从书法开展史的高度看怀素的书法，在其时具有极为前卫的性量。
我的“多心经”一印的阳文草书边款，虽无意于学怀素书迹，但仍是逃脱不了怀素书法付与我的浩荡的潜移默化感化。其实我的许多印如“烟云”及刊于《书法导报》的“予欲无言”等印，都是力图尽欹侧之妙，以便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动感。特殊是“予欲无言”的创做，后加的几道如电电扇似的格栅，力求使全印产生一种似乎见不到尽头的扭转觉得。
三、禅书探秘及其它
说到禅书，起首要搞清晰什么是禅宗及艺术中的禅到底是个什么工具。禅宗的“禅”字，从字面上看本来是行看和静虑的意思，而行看和静虑的办法，现实上早在汉朝末期已随释教典籍传进中国了。而禅宗曲到公元6世纪初天竺僧人达摩来中国面壁打坐九年，刚才创建。
至于禅宗的畅兴宏扬，则又是在历慧可、僧璨、道信和弘忍等数辈之后的事了。在弘忍的门生中，神秀谨守规模，“特奉楞伽、递为心要”，是为禅宗之北宗。在他们的眼里，世上的万事万物，包罗人的天性都是不净的，随便遭到污染的，因而人们只要颠末不懈的“戒”、“定”、“慧”等方面的渐修，才气逐渐向“实如”的境域靠近。
那么，什么是“狭义”的禅书呢?窃认为是指同南宗禅有关的，或者更切当地说是以南宗禅为创做根据并在书法的内容、境域、翰墨、形式、章法等方面与南宗禅的禅理、看点和主张等合辙或暗合相通的书法与墨迹。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清晰“狭义的禅书”，那里有需要着重阐述一下南宗禅与艺术，特殊是书法艺术发作密切关系的几个原因。
起首是尚意一路的印章可回进“禅印”之中。我的尚意印章的取法，在篆法上大多不合成规而取“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之法；在章法刀法上，则大多依石或依印文内容而定，并没有大的程式和定势可觅，如“半醒”、“进幽”、“慧心”、“十面暗藏”等印均是，它们的禅趣所在，大致在于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我的“心”和“自性”。
二是佛像印。释教中的佛像是有严厉规定的，“三十二种相，八十种好”把全身一切都规定了。我刻的佛像印现实上往往是释教世界中的种种相罢了，且很少锐意于那些正儿八经的刻板的人像，而是一些依本身的设法、看点自造的，加进了些许机警和灵动的佛像、菩萨和金刚，从而使它们成为那些把心中的万象看做幻相的超脱于一切富贵荣华的高僧禅师的写照。
三是一些为数不多的醒心于运刀过程中刀石生发和偶尔效果捕获的印章，如曾参与全国二届篆刻艺术展的“信可乐也”和“亦庄亦禅”等印，其诡瑰之态连我本身也不克不及很好反复。因为自认为那些印的创做过程中“灵机一动”颇暗合于禅宗的“顿悟”之说，故将其列之“禅印”之列。
四是“清风徐来”及前面已提到的“唇齿留香”等以简静超脱取胜的印章，因为它们都有一种不容易说清晰的、淡淡的带有通俗心的味道或意趣，因而也牵强将其同禅挂钩，也不知读者认为然否!
总之，中国的文人艺术，包罗适用与艺术兼顾的书法的开展，自中唐后就同禅宗发作了极为密切的联络，特殊是南宗禅的构成又使那种联络在北宋末期到达了顶峰，因而在千余年后的今天，假设我们在书法篆刻创做中动辄进定参禅，并大谈特谈本身是若何若何地成为禅道中人的话，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