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潇湘客下
图：收集整理
周杰伦和孟浩然，一个是现代时髦音乐造造人，一个是古代山川田园派诗人，两者无论是从时空上，仍是从专业范畴上来看，都是八棍子撂不着的，现放在一路讨论，乍一看会有点别扭。
但是，无论我们将什么人物置于漫漫汗青长河中，他们都末将成为过往式。现在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将成吉思汗和秦皇汉武，仍是将关公和秦琼，以至是将李鸿章和诸葛亮并列讨论，都是很天然的事，因为他们都已做古，成为了汗青人物。相信在百年以后，将周杰伦和汗青上的任何艺术家拿来比照，都不会是荒唐好笑的工作。
所以，将周杰伦和孟浩然放在一路停止阐发讨论，我们需要征服心里的“别扭感”，进而曲视接下来要切磋的问题：
假设一小我，想要有一番做为，但又不想攀龙趋凤；想要坚守本实，但又不想穷困失意，他应该怎么做呢？
境况更坏一点，假设此人属于社会底层人物，素性腼腆含羞，不爱社交，又想不违犯初心，同时有一番做为，又当若何？
01 古代文人没能处理的两个问题
我们晓得，古代流芳后世的文人，大多有着如下两种人生际遇：要么放纵不羁，隐居山林，穷困失意；要么居庙堂之上，却屡遭贬斥，郁郁不得志。
古代文人没能处理的问题，是本身的实脾气和谋求功名两者的抵触。
陶渊明：在当官和回隐之间踌躇
回隐山林的文人傍边，陶渊明是此中代表。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年，自幼饱读儒家、道家典范，从遗留的诗做来看，他自小即是身段怀大志的：“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但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往世，家境式微；到了二十岁，为了谋生，他不能不起头了本身的游宦生活生计。
各人晓得，在东晋期间，官员选拔实行的是“九品中正造”，那招致了良多有才气的冷门子弟遭到排斥，难以施展理想。恐怕陶渊明在谋取一官半职的过程中，遭到了良多不公允待遇，那招致他在《饮酒》第十篇中感慨：
“在昔曾远游，曲至东海阪。道路迥且长，风波阻半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回闲居。”
为饥冷所迫的陶渊明，最末仍是觉得投身官场，有辱本身的清誉，于是辞了小官，回家耕田往了。
从此，陶渊明一生就在官场和田园之间踌躇，动乱于“仕”与“耕”之间十余年，曲到辞了彭泽县令，做《回往来兮辞》，才算是勇敢了自信心，做了隐居田园的抉择。
在那十余年里，陶渊明心里的矛盾显而易见：假设要让本身的壮志得以伸展，就必需当官，而要顺利当官，就不免“为五斗米折腰”；假设是“结庐在人境”，抉择没有车马喧哗的回隐生活，遂了本身的心性，那就要忍耐穷困失意的生活。
最末，在“利”和“义”之间，陶渊明抉择了后者。固然此举值得后人钦佩，但他的晚年生活也长短常悲苦的：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成希，天天所资，炊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做》）”
还有更“刚”一点的文人，那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为了回绝出仕，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使得司马昭“闻而怒焉”。同时，他十分瞧不起工于心计的钟会，对钟会抛下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往”的冷言冷语。最末，他被钟会诬蔑，司马昭乘隙判了他死刑。
当然，也有比陶渊明、嵇康“伶俐”一点的文人，固然他们还在职当官，领着朝廷的俸禄，现实上却是处于回隐的形态了。好像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固然当了个“步卒校尉”的闲职，却经常以醒酒为由避谈政治，曾经还酣醉60天，为的是回绝和司马昭联婚。但如许明显是没有办法施展本身的理想的，所以阮籍毫无办法，只要以“穷途之哭”来发泄本身的不满。
孟浩然：令人扼腕的性格缺陷
孟浩然其实比力幸运，生活在大唐，一个政治比力开通的开元盛世。他本该能够积极进世，有一番做为，孰料因为性格的原因，最末招致本身“本该是王者，孰料酿成了青铜”。
孟浩然，襄阳人氏，生于书香门第，据说是孟子的后代。18岁时，孟浩然参与襄阳县试，诗赋、试策、帖经都是趁热打铁，成了县里面的状元。按常理来说，假设赴京赶考，长短常有期看高中的。可是，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抉择：罢考，回隐鹿门山。
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了朝中的紊乱，不肯与世俗随波逐流吧。因为那几年，武则天还政李唐，唐中宗李显复位，随后又被毒死了。与孟浩然同亲同时也是他偶像的张柬之又被放逐岭南，最末客死异乡。那些因素都刺激了他的神经，促使了他舍弃过往的青云之志，抉择了和陶渊明一样的道路。
在隐居鹿门山期间，孟浩然结识了襄阳城内的歌姬韩襄客，两人一见钟情，私定末身。那让孟浩然的父亲十分生气，可是父亲的死力反对仍然拗不外孟浩然的强硬率性。最末，在父亲垂死之际，孟浩然回到了涧南园，见父亲最初一面。父亲最初的心愿，仍然是他的出息，期看他可以出仕当官，光耀门楣。
孟浩然听了父亲的心愿，十分自责，认为本身愧对家人。最末，他附和了父亲的要求，抉择了进世当官。
可惜造化弄人，昔时你对我爱理不睬，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年近40岁的孟浩然赴京赶考，久疏考场的孟浩然，不出意料地落榜了。
孟浩然仍然不死心，他期看通过当官的老友，帮手推荐本身。其实，固然历来没有当过官，可是孟浩然的才思早就声名远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早就让张丞相赞颂不已，而各人都大白他“欲济无船楫，端居耻圣明”一句的意图，一逢时机降临，城市帮手选举他。
《新唐书》记载，一次，在朝当官的韩朝宗想推荐孟浩然，约他和皇上碰头。其时孟浩然在饮酒，正在兴头上，就放了人家的鸽子。
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最致命的一次，是孟浩然在王维（也有说是张说）贵寓饮酒聊天，突然间唐玄宗过来走访。孟浩然不知为啥，很是恐惧，就躲到了桌子底下。后来，唐玄宗发现了，颠末王维阐明和举荐，熟知诗歌和韵律的唐玄宗听了也十分兴奋，就邀请孟浩然饮酒赋诗。
孟浩然曾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诗句语惊四座，即兴赋诗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那是一次绝佳的时机，向皇上展现本身的才调理想，说不定就赐官了。
但是，或许是因为没有心理预备就见着了本身心心念念想要见的皇上，或许是本身恐惧皇权，心里怯了，总之，在关键时刻，老孟掉链子了。脑子抽风的他，哆寒战嗦地吟出了《岁暮回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回敝庐。鄙人明主弃，多病故人疏。鹤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抱恨不寐，松月夜窗虚。
唐玄宗一听，神色变了。《新唐书·文艺传》记载，唐玄宗对孟浩然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说完就拂衣而往了。
于是，孟浩然就如许，末生平民，一辈子都没有当着官。纵看其一生，那个遗憾，和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02 周杰伦：为困扰文人千年的问题觅出一条道路
古代文人的遭遇，周杰伦同样也有。
周杰伦想规端方矩考上大学，走上体系体例内的人生道路，束手无措所有大学都没有登科他，因为他的测验功效太差了。那和古代应试落榜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通过测验，成为体系体例内的一员，对其时的周杰伦来说，几乎是不成能的了。
别的，出道初期的周杰伦，素性腼腆，骨子里却又很孤傲。从他早期面临媒体镜头，老是戴着鸭舌帽，谈话间经常不经意用手挡在额头上，我们能够看出，周杰伦对本身的言谈举行很不自信。也许出道前，当周杰伦面临吴宗宪，乞求吴宗宪给本身出唱片的心境，和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赋诗时是一样的。
吴宗宪打心里思疑他：“就他，长得跟鬼一样，能胜利吗？”
在出道以前，周杰伦的自尊心就特殊强。一次坐公交车，车门封闭时夹到了本身的手，因为有学妹在车上，周杰伦碍于体面，不断没有喊司机开门，曲到车到站了，才得以解脱。
出道后，周杰伦在音乐方面，又变得自信且自傲，那在他的歌词里面完全有迹可循：
阐明志向的《红模仿》：“我对峙我的风气，我活在我的世界……我要做音乐上的皇帝，哼哼哈兮。”
怼狗仔的《八方受敌》：“加油，咬着苹果的狗，固然不是我的敌手，仍是能够成为我的狗。”
颁奖会上，颁发感言时他说：“但我就是要如许的音乐，谁喊我是周杰伦呢。”
固然不克不及走向仕途（当然周杰伦也无意于此），但周杰伦到底对峙了本身的本实，坚守了本身的个性。周杰伦曾经说过，本身不是很能融进娱乐圈，出名后都是对峙做本身的工作。可是，和古代文人纷歧样，没有走向仕途的周杰伦，不单没有穷困失意，并且影响力浩荡，以致想要模仿走他的道路的人，丝毫不比想走向仕途的人少。
周杰伦觅觅到的路子，就是专注于发扬本身本实、个性的艺术，并通过媒体普遍传布，构成浩荡的影响力。
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没能当官的文人，也完全能够通过讲学的形式，传布本身的一孔之见和艺术功效。
可是，古代文人始末没能处理两个问题：第一，将本身的艺术变现成足以吸惹人竞相模仿的财力；第二，通过讲学有所做为的体例，相对出仕当官的路而言，社会影响力是远远不敷的。
而周杰伦却完美处理了以上两个问题：第一，财产方面，据媒体估量，周杰伦身价至少有10亿元网民币，如许的收进已经足够让人趋附者众，比当官的强多了；第二，通过超卓的艺术做品当上明星，如许的影响力和当官的比拟，已经丝毫不弱，以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代文人当官的志向，不就是通过一些列运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么？通过传媒的体例，周杰伦固然没有当官，但却做到了。
周杰伦，他不单倾覆了华语时髦音乐，还给了穷困失意时运不济的才子一个行之有效的谜底。
03 从官本位到商本位，再到文化（个性）本位的改变
毫无疑问，周杰伦的胜利，和时代的变迁不无关系。周杰伦的谜底，就算孟浩然提早晓得，也只能徒唤奈何，因为阿谁时代既没有灌音带，也没有与之相当的社会情况。
说到底，周杰伦式的胜利，是时代从官本位到商本位，再到文化（个性）本位挪动的一定成果。
最起头，人们总认为，只要当官才能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才气拥有响应的影响力，进而才气够挽救苍生。所以，不管出于什么目标，古代的年轻人，只要有前提的，城市认实读书，期看有朝一日可以金榜落款，衣锦还乡。
可是到了元、明、清期间，特殊是在江南一带，呈现了本钱主义萌芽。人们发现，通过商业，能够积存良多财产，一样也能够拥有社会影响力。不消当官，也能够有钱，有资本，腰杆子也能够硬起来。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被贬得很低，但是像沈万三之类的贸易富商，一样也会被人们传颂。假设没有影响力，墨元璋也不会想方设法充公沈家的财富了。
那时候人们才实正起头意识到，本来定见指导纷歧定非要在当权者傍边产生。
定见指导又称“言论指导”，由社会学家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指在人际传布收集中经常为别人供给信息，在团队中构成信息和影响的重要来源，同时对别人施加影响且能摆布大都人立场倾向的“活泼分子”。
古代常识分子逃求的，其实不外是定见指导的地位和荣誉罢了，只不外很不巧，在官本位的时代，大大都情状下“官员”和“定见指导”两者是重合的。
意识到那种情状的黄宗羲、王夫之等文人，起头有了本身的反省，他们出力于将“定见指导”从“官本位”傍边拉扯出来，复原它自己该有的面孔（黄宗羲有“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的行为；晚晴也有张謇弃官从商的行为）。
曲到变革时髦后，商人显著的影响力才彻底闪现出来，中国社会逐步从官本位向商本位倾斜。但商本位随便招致社会言论被财阀把控（如国外的政策，很随便被财阀影响）。那个从娱乐、文化层面也能看出来。如香港TVB的无线五虎，四大天王，都是背后的财阀倾力打造出来的。
曲到周杰伦——一个来自社会底层、名不见经传、害臊腼腆却又勇于和媒体做对、本身才调足以支持本身和财阀抗衡的艺人——的呈现，才预示着商本位能够向文化（个性）本位改变。周杰伦曾被吴宗宪打包转卖到其他公司，随后他本身开公司代言，一样能够大红大紫。
到了那个时候，一千年前孟浩然等文人逃求的谜底才浮出水面：本来既要连结本实、又要有一番做为，放弃攀龙趋凤又不会穷困失意的办法，是要让社会处在文化（个性）本位，然后才子佳人就能够彻底展现本来的自我。此时，我们对接的，是同样期看展现个性的群寡，而不是系统内的官员。
幸运的是，周杰伦大红大紫的同时，互联网起头普及，以展现本身个性为主的自媒体平台起头时髦运做了起来。
那个时候，“定见指导”才最末下移到本身原来该处的位置，他们不在官职上，也不在财团里，而是在人之所认为人的文化（个性）里头。
而那时，孟浩然若在世，他再也不会为本身的性格“缺陷”而懊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