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救难被称“勇猛僧侣”，遭日本忌恨被捕进狱，他一生备受尊重

20世纪50年代，位于上海市宝山区西南部的大场老镇，曾被辟为全市的释教公墓区。但因为世事情迁，原释教公墓区早已不复存在，那里建起了工场及居民区。2008年8月，原工场停止革新，围墙被拆除后，被厂房的围墙圈起来的圆瑛巨匠纪念塔重见天日，让人们再次回忆起那位曾经浴血奋战，在战场率领寡僧侣救护抗日兵士的高僧。

因为身处乱世，圆瑛巨匠一生都在为争取和平庇护和平而斗争。身为中国释教会会长的他，代表中国释教会致书日本释教界，“我佛慈善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崇奉释教，则对国际间，应施行慈善平等主义，而形成东亚和世界之和平。”他期看日本释教徒，本着释迦牟尼的慈善救世主义，“各出广长舌相，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公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遵守国联之议案，本日撤离。免丧两国之国交，免遭列国之公愤，免坏东亚及世界之和平”。1932年2月，圆瑛又布告全国各寺庙、各释教团体启建护法律王法公法会，旨在唤起全国释教徒奋起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情后，抗日战争全面发作。圆瑛立即主持召开中国释教会常务理事告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释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告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域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轻僧寡，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释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门生宏明任队长，在该寺集训。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淞沪战争继续三月，僧侣救护队深进前线，穿越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本为不染血腥的平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留战地伤兵的释教病院和采用难民的释教收留所。

圆瑛巨匠在上海沦亡后，又与门生明旸先后两次赶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援助抗战和周济事业。他们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劝导华侨筹组“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同时操纵讲经说法的时机，做抗日救国的鼓吹，策动海外同胞踊跃捐献，提出“一元钱救国难运动”，募捐到十余万元，所得之款全数汇交上海慈悲团体结合救灾会，以做救国救难之用。

1939年夏，圆瑛从南洋回到上海。却不意他募款抗日的工作被日军得知，同时日本人劝他出任所谓的中日释教会会长，圆瑛巨匠严词回绝。日本人恼羞成怒，1939年夏历九月初一，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的圆瑛和门生明旸法师，以抗日的“功名”遭日本淞沪宪兵队拘捕，并押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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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圆瑛法师前去南洋赈灾募款

在狱中，圆瑛遭到严刑审讯和迷惑，乃沉着陈辩，义正词严。明旸法师回忆道：“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停止严刑审讯，立场野蛮，几濒于危。师以沉着陈辩，义正词严，义正词严，对峙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圆瑛巨匠威武不平，在严刑审讯面前仍做道场，连打三个“净七”，并以绝食与日寇做斗争。

圆瑛巨匠被捕的动静引起了公众的公愤。1939年11月，日寇释放了圆瑛师徒二人。圆瑛巨匠出狱后，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辞往方丈之职，走上了更为坚决的抗日之路。

圆瑛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育提拔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他在给北平中国释教学院师生赠言中说：“国度兴亡，匹夫有责；释教兴亡，教徒有责。”

曹王禅寺内的圆瑛巨匠纪念塔

1953年，圆瑛巨匠圆寂后，其肉身埋葬于宁波天童寺。同年，由赵朴初等人提议，中国释教协会在大场公墓修建了圆瑛巨匠的纪念塔。圆瑛巨匠纪念塔，是一座八面形的指发塔，系用水泥浇铸而成。因为长年嵌于水泥墙内，加优势雨侵蚀，现已残缺不胜。塔高约2.5米，底座为莲花座，上面分为三层，上层为塔顶（已残），中、下层别离用钢筋固定，构成分隔的八个平面。鄙人层八个平面中，正面刻有“圆瑛巨匠纪念塔”七个大字。其余从左到右七个平面，镌刻着巨匠门生明旸撰写的《圆公师尊略传》。

那座纪念塔，如今已被请到嘉定区徐行镇曹王禅寺内，预备修复之后，奉安于此，供人们凭吊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