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往，福与韬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福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曲、广元仕财如斯，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庶后数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犹存焉。——《三国志》
公元226年——234年，蜀汉丞相统军进驻汉中，数伐中原，末难占据雍凉、关中之地。“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全国。”可为何蜀汉举国之兵，主帅明锐，甲兵精锐，难有做为？
全国征伐，两者甚重:一势二看，所谓势指权力，看指名看。“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蜀汉政权之合法性毋庸置疑且出师有名，那么名看与征伐无功联系关系不大。讲目光放于势之一字，权力包罗多种因素:生齿、财贿、人才、疆土面积、山水地势等等。六出祁山，漫漫岐山道浸透着无数蜀人的汗水、血水和泪水，一切勤奋皆成泡影，久伐无功，便由此由魏蜀吴三国国势决定。
诸葛亮未出山之前便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先取荆州为根底，再取益州成三分鼎足；一军出荆州北攻宛、洛；一军出汉中取关中攻长安的战术设想。公元219年，关羽兴兵攻襄樊，为吕蒙所袭，兵败身故，南郡、武陵、零陵不复为蜀汉所有，隆中对的荆益互为依托，两军齐攻长安、洛阳的战术设想彻底幻灭。诸葛亮北伐之时蜀汉履历失荆州、夷陵两次惨败：地盘空前流失、成军生齿不敷、失往荆州赋税赐与、国力日渐虚弱。出汉中，六出祁山的北伐之行为八百里巍巍秦川所累，进蜀难出蜀亦难。连绵上千里的坎坷山路阻挠于前，北伐之行，劳军远征，补给难持，一落千丈的蜀国国力已难以支持大举北伐的国力损耗。
秦据关中取巴蜀而兴；汉高祖占汉中取关中而昌；蜀汉失荆州而衰。纵看西部北部而兴之权力关中、蜀地、荆襄、宛洛得此二者方有实力逐鹿全国。蜀汉难兴，在于荆州之失，赋税钱粮，成军生齿，文武肱骨，战术纵深皆失。定南中、出祁山、欲取陇西即是那位鞠躬尽瘁的大贤恢复蜀汉根底所做出的战术规划，此时的蜀汉太需要不变的前方，足够的战术纵深，收兵的桥头堡了。陇西能否攻下并长久拒守，即是蜀汉收兵能否对曹魏政权构成本色性威胁的决定性因素。汉中可为蜀地屏障，做为北伐桥头堡战线太长。若得陇西，其民悍勇，多可用之；马匹盛产，可填补蜀军兵种缺陷；东进关中，千里坦途，长安危矣。六出祁山，关键在陇西，比起如水中之月的“子午谷奇谋”，陇西得失才是蜀汉兴复之命脉所在。六出祁山曲至五丈原星陨，蜀汉攻下的陇西之地末难久守，汉室复兴无看。原因便在蜀汉大幸，蜀汉不幸。蜀汉之幸，幸在有大贤煞费苦心。蜀汉不幸，北方已定，差别于秦取巴蜀，西汉得关中的诸侯混战场面，北方皆魏，何其之悲？“魏蜀多士邪？”即是那位绝代智者关于中兴汉室前途渺茫的悲喊，也是失荆州之后蜀汉政权前景无看的实在写照。“机不成失，时不再来。”以史为鉴，凡是欲成大事者，必不畏艰险，审时度势，锲而不舍，然后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