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会昌九老图》
宋人吴自牧所著《梦梁录》中将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列为“四般闲事”。宋代是中国历代中最为大雅的朝代，点茶法乃两宋支流吃茶品茗体例，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一个巅峰。
所谓点茶，是指将茶饼经炙烤、碾磨成末后，投进茶盏调膏，然后以滚水（宋人称“汤”）点注调出泡沫（宋人称“汤花”）的一种茶品冲沦办法。相较于唐代的煎茶法，点茶法由文人推行，后经宋徽宗赵佶所著《大看茶论》上行下效的影响、皇室贵族对茶饮的重视与对茶事活动的普遍介进，构成了宋代举国吃茶品茗之风。
宋徽宗曾豪言道：“近岁以来，摘择之精，造造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信此言不虚。王安石又曰：“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成一日以无。”足以想见宋代茶事时髦规模之盛。宋式末茶最初的各人，明初宁王墨权在他的《茶谱》中说道：“卢仝食七碗、老苏不由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令人不由憧憬。
想要一窥宋代点茶茶器礼制之大看，起首绕不外往的即是南宋刘松年所绘《撵茶图》。
刘松年《撵茶图》
《大看茶论》既然是皇帝写的，那么所涉及的就是其时的贡茶了。其时的贡茶次要产自哪里呢？
《大看茶论》序言就说道：“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全国，壑源之品，亦自此盛。”说的是北宋初年，就起头在建州造造贡茶。
那“初年”是在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其时赵光义下诏让建安北苑进贡茶叶，北苑茶是福建最早的贡茶，也是宋代最闻名的茶叶。
宋徽宗《文会图》
根据南宋赵汝砺所写《北苑别录》，宋代造茶共分7步：摘茶、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以下逐个阐明。其实，宋茶从北宋开展到南宋，期间不断都有改变，以《北苑别录》为参考，次要在于其每个步调都讲述得详尽清晰。
《撵茶图》部分
宋茶以汤色纯白者为上。宋徽宗赵佶在《大看茶论》写道：“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实，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言及宋代之茶，首推建安北苑茶，《大看茶论》里说：“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全国。”
点茶用器：燎炉、汤瓶、茶筅
风炉与铫子用于煎茶，至于点茶，却是用汤瓶，而不消铫子，马廷鸾“砖炉石铫竹方床，何必银瓶为泻汤”，“石铫”“银瓶”对举，前者指煎茶，后者谓点茶，是茶器差别，而烹茶之法悬殊。故宫躲李嵩《货郎图》，货郎担子里正有一组茶具：一摞盏托，一摞茶盏，一把长流汤瓶，一柄点茶所必须的茶筅。陕西汗青博物馆躲一方北宋砖雕，画面浮雕方桌旁边分立的两名侍女，其一手持盏托，上边坐着茶盏，其逐个手举着点茶用的汤瓶，一手持茶筅，恰是点茶情景。山西汾阳东龙看宋金墓壁画、日本京都大德寺躲南宋《五百罗汉图·食茶》一幅中也都有同样的场景。
《五百罗汉图·食茶》日本京都大德寺躲
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燎炉有圆形，也有方形，前者多见于辽，后者多见于宋，因而宋人又或称它“方炉”。宋王安中有《睿谟殿曲宴诗》，详记宣和元年的一次宫中之宴。诗前之长序胪举盛况，此中说到“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射灿烂”。茶床与茶床之用，已见前引诗文，那里以燎炉与之并举，可知同为烹茶之器。又南宋赵蕃《海监院惠二物戏答》“打粥泛邵州饼，候汤点上封茶。软语方炉活火，清游断岸飞花”，亦此。点茶之汤瓶与方炉的组合，也每见于宋代图像，如故宫躲《春游晚回图》，如江苏江阴青阳镇里泾坝宋墓石椁浮雕。与煎茶多用于二三良知的小聚与清谈差别，点茶多用于宴会，包罗家宴，也包罗多人的雅集。两种情景，在宋代绘画中逐个表示清楚。验之以宋徽宗《文会图》，旧题唐人、实为宋代做品的《春宴图卷》，又辽宁省博物馆与故宫各有收躲的南宋《会昌九老图》，又山西陵川县附城镇玉泉村金墓壁画，俱可证大型聚会所用皆为上置候汤点茶之汤瓶的“方炉”，亦即王安中诗序中说到的“燎炉”。
若煎茶，则前面提到的《撵茶图》能够为例。画面分做两部，一边绘高僧据案挥毫欲做书，两学士看坐在一旁，此为书事。另一边绘假山花木，其旁置桌，桌上摆着玳瑁茶筒、茶盏、盏托等。桌旁一具风炉，炉上坐着带提梁的铫子。炉旁的碾茶者用脖颈上挂着的襻膊儿搂住衣袖，正在“危坐只手旋乾坤”。张元干《浣溪沙》“棐几明窗乐未央。熏炉茗碗是家常。客来长揖对胡床。 蟹眼汤深轻泛乳，龙涎灰热细烘香。为君行草写秋阳”。词与画适可对看。
《文会图》部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躲
煎茶与点茶的意蕴之别
做为时髦的点茶，飞腾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身手——点的“成果”才能够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罗的古意而更有蕴藉。
南宋洪咨夔有《做茶行》，颇道出其中意趣：“磨斫女娲补天不尽石，澎湃轮囷凝绀碧臼刳。扶桑挂日最上枝，媻跚勃窣生纹漪。吴罡小君赠我杵，阿香藁砧授我斧。斧开苍璧粲磊磊，杵碎玄玑纷楚楚。出臼进磨光吐吞，危坐只手旋乾坤。碧瑶宫殿几尘堕，蕊珠楼阁妆铅翻。慢流乳泉活火鼎，淅瑟微波开溟涬。花风迸进毛骨香，雪月浸澈须眉影。太一实人走上莲花航，维摩居士惊起狮子床。不交半谈共细啜，山河日月俱清冷。桑苧翁，玉川子，款门未暇相倒屣。予方抱《易》坐虚明，参到洗心奥妙旨。”
做茶，即碾磨茶，陆游《秋晚杂兴十二首》之五“聊将横浦红丝硙，自做蒙山紫笋茶”，句下自注：“乡老旧谓碾磨茶为做茶。”洪诗因起首说石，举出茶臼。“扶桑挂日”如此，指茶饼。斧分茶饼，然后用茶臼粗研，再进茶磨细碾，曲要它细如仙宫之尘，丽姝之粉。“慢流乳泉活火鼎，淅瑟微波开溟涬”，煎茶也，鼎指风炉。“不交半谈共细啜，山河日月俱清冷”，实恰是茶事的至境，于是得与茶贤接通声气，——陆羽、卢仝在茶诗中几乎是不成或缺之典，煎茶天然更须用它来揭明要义，依傍那古典的记忆而持守茶事之清，而把茶事引向独立于流俗之外的意境，结末的所谓“虚明”因而能够指实景，也能够指心境。此或近于玄思，但宋人原来是把玄思融进日常，茶事也不过如斯。
《春宴图卷》部分 故宫躲
煎茶与点茶，是烹茶办法的古今之别，此中当然也还有着茶品之别，亦即常品与佳品之别。宋王看国《学林》卷八“茶诗”条云：“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成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啜之也。煎茶啜之者，非佳品矣。”此说固然不很完全，但用来归纳综合一般情景，大致不错。不外付诸吟咏的两宋茶事，煎茶与点茶之间，隐约然又有着清与俗之别。
陈与义《玉楼春·青镇僧舍做》“唤儿汲水添茶鼎，甜胜吴山山下井。一瓯清露一炉云，偏觉生平今日永”；林景熙《答周以农》“一灯细语煮茶香，云影霏霏满石床”；黄庚《对客》“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陆游《雪后煎茶》：“雪液清甜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世住百年。”如斯之例，两宋诗词中不乏其人。煎茶之意古，所用之器古，因总以它差别于时髦的高古而与诗情相依。与燎炉比拟，风炉天然笨重得多，当有照顾之便，且与燎炉用炭差别，风炉凡是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磴，风炉到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的雅韵。
陆游《跋程正伯所躲山谷帖》：“此卷不该携在长安逆旅中，亦非贵人席帽金络马传唤进省时所看。程子改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与山中人共小巢龙鹤菜饭，扫石置风炉，煮蒙顶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读，乃称尔。” 既云“扫石置风炉”，天然是煎茶，展卷赏帖，也要如斯运营才好。
《撵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躲
在煎茶与点茶之别中特寓态的微意，则有苏轼的名做《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做松风喊。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前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做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诗云“未识前人煎水意”，苏辙《和子瞻煎茶》“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是其意。
邹浩《次韵仲孺见督烹小团》“方欲事烹煎，姜盐认为使”，自注：“蜀人煎茶之法如斯”。所谓西蜀煎茶法，即是茶汤中佐以姜盐，前引苏诗句有“姜新盐少茶初熟”，亦可证，它在宋代原是做为古法而经常用于煎茶。李生句，则用唐李约煎茶故事。诗做于熙宁五年，东坡在杭州监试。是时甫用王安石议，改取士之法，东坡有《监试呈诸试官》诗述其事，且于此中微存讽意，《试院煎茶》则暗用当日茶事中的古今之别再度风之，“且学公家做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其实是借煎茶而表示了一种姿。
茶事进进绘画，煎茶与点茶也各自构成图式，甚至成为表示文人风度的艺术语汇。辽宁省博物馆躲元人《子方扁船渺视图》，扁船一叶，仆人坐鹿皮荐，背倚懒架，肘下是书帙裹着的卷轴，身边设一张琴，栅足案上一函书，一炉香，一副托盏，花觚里一蓬花，船子操楫，孺子煎茶，煎茶所用仍然是莲花托座风炉。“墨客调度清且苦，臭味差别谁与论”，宋元时代差别流俗的煎茶之韵中，本来是“渺视”。
《子方扁船渺视图》部分（摹本） 辽宁省博物馆躲
吃茶品茗当然不自陆羽始，但自陆羽和陆羽的《茶经》出，茶便有了标格，或曰品尝。《茶经》强调的是茶之清与洁，与之响应的，是从摘摘、造造曲至饮，一应器具的清与洁。不外《茶经》最有意味的文字，却在卷下“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丛手而掇，乃蒸乃舂，乃复以火干之，则又棨、扑、焙、贯、朋、穿、育等七事皆废。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枥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筴、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或做味）而精者，则罗废。若援藟跻岩，引进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札、熟盂、醝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
既进高门，则茶之清，舍精巧、济楚之待遇外，不克不及保留。而若依松傍岩，瞰泉临涧，二三良知品茗于朗月清风之间，则人与事，双清并，其器其具，其一应之微细，皆可不管。能够说，此方为茶之三昧，也无妨说，《茶经》凡不成略者，皆是为俗饮说法，唯此之可略，方是陆子心中吃茶品茗之至境，此便最与诗人会心，其影响至宋而愈显。
《茶录》与《大看茶论》当然是雅，然而以“九之略”为衡，则仍然是俗。“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宋人深会此意。风炉石鼎，茶烟悄悄，其器古朴，其韵疏清；煎茶，保留的恰是如斯意境。当然那其实不意味着时有雅饮之一派，凡茶必煎，又有俗饮之一派，凡茶必点。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本是既并行，又穿插。而吃茶品茗体例的抉择，既与茶品、时地、吃茶品茗之人相关，在某种情状下，也与意境之逃求相关。从另一面说，此又与诗人、画家以胸襟气宇及创做布景之异而抉择差别的话题相关。南宋张栻云：“予谓建茶如台阁胜士，草茶之佳者如山泽高人，各有品格，未易疵也”。持此以喻点茶与煎茶之别，也正合宜。
结论如是，无妨仍以煎茶之意叩诸宋人，其或应声而答：“不置一杯酒，唯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同此对梅花”。
转自《茶贵人》